茅盾文学奖：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本身就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一种必然结果,在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化的要求下,即使没有茅盾先生的特别请求,设立某种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这样一来,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下的全国性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及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规范,依然从根本上规约着当今茅盾文学奖的走向.     

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历史性反思——以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为视点

通过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群众推荐基础上的专家评选,来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提出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之间具有某种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范围极广的群众推荐本身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民主化诉求,另一方面专家评选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专业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因而实际上,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重新阐释和建构。     

丁玲与文学讲习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新政权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是为巩固这一制度而设置的.文学讲习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被人称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丁玲奉新政权之命创建文学讲习所.随着丁玲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而遭到打击,文学讲习所也解体.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十七年"文学中"文学父权"神话解构

传统的中国文学建构着"文学父权"神话,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不存在了.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几乎一夜之间吹散了几千年形成的"文学父权"话语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男女都一样"的诗学景观.然而,这"一样",同样让我们看到"十七年"文学包裹在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中的"文学父权"的顽固阴影中.     

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批评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成立的一个理由,在于"审美意识形态"是可以在文学艺术文本的批评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首先是在指明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的,并不完全指一篇篇的具体的文本的性质;但是既然文学活动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就不能不在文学活动中的一环--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寻找出"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对应点,或者说中介.通过对陶渊明的<饮酒>和<红楼梦>第四十一回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意蕴"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中的对应点,它承载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故可以进行审美意识形态批评.     

湖南文学走向以人为本的60年

用"革命文学"来概括湖南文学建国60年的主流有失偏颇.政治标准不等于不以人为本,文学应服务于以人为本的政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湖南文学不断走向以人为本,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具有直面政治风云、关注人生质量、透视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征.     

香港文学拓荒期浅论

本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为香港文学的拓荒期。侣伦是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提倡新文学、组织新文学社团、扶掖文学新人并毕生坚持创作,是对香港文学出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人。战时战后两次内地作家涌入香港,对香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给香港文坛带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的形成

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分析,以此来探索影响和制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上的某些必然的和历史的因素.提出文学评奖绝非单纯的价值判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在国内文坛的不同类型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上相应的某种特点,是文学场逻辑和文学评奖在文学场中所占位置的张力作用的结果.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