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百年商务的文化地位及启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

200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的110年诞辰,作为现代出版业的肇端,作为文化界的"伯乐"和读书人的"世界精神公园",百年商务秉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鞠躬尽瘁寻常事"的精神传承,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商务传统、商务文化、商务人、商务品牌.     

两岸青年学生对社会文化集群认知研究

青年学生是两岸文化迈向深度交流的生力军。针对两岸青年学生群体设计的"两岸青年学生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调查问卷结果发现,两岸青年学生对当代社会文化问题既有趋同认知,也存在着明显的集群差异。以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为样本,采用统计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可以发现这种差异的形成既受到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影响,也受到两岸文化观念等群体意识差异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彼此内部具有不同的集群认知和群体记忆。在全球化语境下,两岸民众应共享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在宏观层面实现两岸文化的包容性融合,在微观层面结合青年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在秉承传统文化、正视认知差异、增进两岸交流、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协议商签等方面建构起共同文化认知体系的路径。     

民国初期学生精神世界的别样解读——以早期《学生杂志》课艺为媒介

早期《学生杂志》刊发了大量的学生习作,这些课艺真实地展示了那个时代青年学子"救亡图存"的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奋发进取之愿望,以及热爱西方自然科学的集体性格与精神世界。学生课艺作为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份生动、别致的历史档案,成为我们解读民国初期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同时杂志传播的新思想和观念通过杂志的发行而逐渐融入到了学生群体当中,新媒体与一代学生新式人格的塑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接。     

清末山西争矿运动中的新学生群体

1905年,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在这一运动中都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尤以近代新学生群体最为突出。这一群体在争矿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是晚清特殊社会环境中诞生的新一代学生群体,在各种社会事务及活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伤逝》——彷徨的启蒙者的爱情

在鲁迅的小说中,《伤逝》作为唯一的一篇描写爱情的文本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篇小说和一系列描写启蒙者的小说一起,活画出了彷徨中的启蒙者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涓生对爱情和启蒙关系的混淆与不当处理导致了一场本可避免的"伤逝"。作者对于启蒙者的爱情是有同情、有讽刺、有无奈、有迷茫的;同时,作者借叙述者涓生之口,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否定家庭的观念。而这也正是和作者本身的彷徨处境相一致的。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于青年学生群体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青年学生群体作为同辈群体和非正式的群体是学校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隐蔽课程的重要组成要素。一方面,教育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正确有效地利用大学生群体的教育影响作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客观的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学校对青年学生群体管理和引导与其现实发展之间,还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因此,学校有必要在加强对青年学生群体的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将此作为综合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现实途径之一。     

民族文化融入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构建研究

当前我国区域间交流不断加深,教育水平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培养得到更多重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具有民族特色鲜明、群体融入存在差异及性格与心理特征明显等特点。民族文化融入民族教育是实现少数民族学生良好发展的基础、是培养优秀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及促进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民族文化融入民族教育促进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以"互联网+"为主渠道,搭建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创新发展民族教育;以"五个认同"为基本点,增强多民族团结教育;秉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理念,融合中求同存异是构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的有效途径。     

论辅导员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发展中的作用

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存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积极做好强势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稳定与发展。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要在日常学生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高等院校学生社团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群体,学生社团组织不仅在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上具有重要影响,且也在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及技能以及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目前学生社团组织发展中仍存在着管理方式欠规范以及一定的淡化精神支柱的倾向等方面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现阶段也就有必要推进和实施学生社团组织的专业性活动与学校的教学实践及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切实增强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力和活动的针对性。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被毁后的办刊策略——以《东方杂志》复刊为视角

从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在商务印书馆的定期刊物中,《东方杂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32年1月28日晚,商务印书馆因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损失重大,《东方杂志》也被迫停刊。1932年8月1日,随着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正式复业,停刊8个多月后《东方杂志》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以追求＂新生＂为办刊旨趣,注重与读者及作者的沟通,并且通过主编及编辑人员的调整和＂教育＂、＂妇女与家庭＂与＂文艺＂三专栏的增设,及时整合了刊物办刊资源,使刊物顺利度过了危机。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控制中的权力较量——以对乡村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民初,新学教育将地方教育机构置于政府系统管理范围之内,使原来地方社区的文化传承变为超地方的“国家事业”。而地方的旧学教育势力却并非心甘情愿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就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展开了一场以对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权力较量。在这场文化与权力的竞争中,尽管乡间新学始终没能战胜强大的私塾组织,但是传统私塾在新学教育制度的冲击和熏陶下渐渐流露出趋新的气象,二者并存、相融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非新非旧、亦新亦旧的乡村教育模式。     

“日本体验”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

"日本体验"是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堂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它伴随着新学的诞生、发展,使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新思想和西方音乐文化有效地在中国大地普及,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网络文化视阈下高职学生健康人格培育研究

网络文化作为新型文化形态，对学生的知识获取和思想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更影响个体的人格发展。高职学生是网络的活跃群体，高频使用网络的现象非常普遍，人格发展也会受其影响。本文基于网络文化的视阈，提出网络文化具有文化价值指向的多元性、文化传播模式的交互性、文化生产主体的分散性。网络文化可对文化自信、思维观念和个性成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学生的人格发展。在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可以创设新媒体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要开展关于网络使用方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促进学生成长；同时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学生社区：概念、特征、类型及其构建

学生社区是学生群体共同意识形成和共同价值观念产生的社会化学习的特殊场所。学生社区的组织类型决定着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并影响学生发展。学生社区组织应把促进学生发展作为其自身的目标,将社区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灵魂和核心,以学生的社会化作为社区组织的价值取向,使学生社区成为学生实践的基地。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关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

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存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应仅仅只关注弱势学生群体,同时也要给予强势学生群体必要的关注,及时掌握和了解这些学生的动态以及存在的问题,以便为科学合理地展开大学生强势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依据。     

商务印书馆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历史评议

北京大学在 1 91 7年蔡元培实行校政改革后 ,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思想中心。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虽然也曾云集众多新文化精英 ,但商务当局避免企业卷入政治漩涡的经营思路导致“商务”未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中心。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运动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在于其巨大的文化辐射能力 ,使新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 ,商务印书馆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传播中心。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受到大众欢迎的编译者对教育和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与明治维新不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