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1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张载心性理论对张伯端内丹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人性二元论确立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否为张载所独创,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考证,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张载本人所独创,在理学创立时期,理学思想影响到了道教。笔者相信,这一事实一经确立,将有助于对理学大师思想原创性的认识,也将有助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互相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正性清静,气质驳杂--论道教的人性论思想

在人性论上,道教对早期道家、黄老道家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同时道教又进一步向前推了道家的人性思想,发展出一套"正性清静,气质驳杂"的人性论,认为清静正性体现的是人性的普遍和一般状态,与理想化的"道"、"德"相联系,而落实到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由于气禀的原因,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故人的气质之性是驳杂不纯的,与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有了一定程度的差距,因而现实中的人性是善恶、智愚、贤不肖混杂.道教的人性论,为宋儒"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的提出提供了思想资源.     

许衡理学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许衡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讲“明德”之本性,以存养、持敬讲变化之气质,以心统性情的结构来诠释心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在继承、吸收、综合和改造宋代理学各派心性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为理学心性论及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代中期理学家对理想道德人格看法的转变——以王阳明和罗钦顺为中心

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突出关注阳明学对朱子学的反叛,强调明代中后期心学相较于程朱理学的革命性意义。其实,自明代中期开始,广义的理学整体发生了转变。作为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和“朱学后劲”的罗钦顺,他们在心性论上观点近乎对立,但在理想道德人格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却有诸多相同之处,且不同于朱熹。他们都肯定了欲望,认为在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中欲望不是绝对的消极因素,而是中性因素;他们都更为积极地看待情感,不认为养成理想道德人格就要防范情流于恶的自然倾向;他们都更多地将气质理解为单纯的差异性因素而非德性的遮蔽性因素,认为气质对于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而言是积极的;他们都忽略了客观知识的相对独立意义,并认为知性只有作为成就理想道德人格之辅翼时才有意义。以王阳明、罗钦顺为代表,明代中期理学家对理想道德人格的看法相较于朱熹大都发生有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理解为他们承继了朱熹的志业,在调整了对欲望、情感、气质、知识等的态度后对其进行重新归置,以在明代中期发生整体性历史变革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对理想道德人格进行表彰。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朱熹理学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影响

朱熹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对徽州的影响更"胜于他邑",在徽商作用下"贾而好儒",并具有邹鲁之风;"成教化,助人伦"的理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徽州装饰雕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并且引人注目。从审美角度解读朱熹理学所蕴涵的审美取向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发扬徽州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妇婚姻悲剧的重新阐释

以"双性同体"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拉姆齐夫妇婚姻悲剧的分析,揭露了男权社会传统婚姻中以拉姆齐夫妇为代表的单一男性气质和单一女性气质的对立,进而揭示伍尔夫在<到灯塔去>这一作品所表现的深层内涵,即对男女两极对立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否定和对"双性同体"这一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     

大学生气质性乐观、适应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采用气质性乐观问卷、大学生适应性问卷及生活满意度问卷,对37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大学生适应性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结果表明:(1)大学生适应性、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水平上下,且整体上性别差异均不显著.(2)气质性乐观与大学生适应性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气质性悲观与两者均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适应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3)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和适应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气质性悲观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大学生适应性在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气质性乐观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既存在直接的影响,也以“个体定向适应”及“社会定向适应”为中介而产生间接影响.     

Discussion of Postnate Nature in Zhu Xi＇s Philosophy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