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对乡村疾病的防治与困境——以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我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发现于1905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民政府将浙江作为血吸虫病调查的主要区域之一,并设立防治试验区。在防治过程中,现代医学防治工作却在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面前,败下阵来,甚至遭到民众的仇视。医学预防措施因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异,与民众生产生活相矛盾,民众不予配合。防治工作由卫生人员主导,却难以得到地方行政机构及乡村士绅等有效配合,孤立无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乡下,却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疏离,现代医学难以实现在地化。一方面,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保障,乡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从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又可以管窥出民国时期乡村公共卫生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之艰辛及失败原因。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基于肇庆地方高校服务模式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方面，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发力。地方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服务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人力等支持的重要载体。对当前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三大主流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了其成效与困境，同时从肇庆的视角分析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状，提出了肇庆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模式。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乡村社会中的帝国:明清乡厉坛的组织与管理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建立厉坛制度,随之向全国推广,后被清王朝所继承,而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则是乡厉坛。作为帝国的符号,厉坛制度的建立成为国家控制地方乡村的重要途径,经过明清两代政府及地方官员的推广,虽然其间屡有荒废,但成功地融入于乡村民众生活之中。在政府主导下的乡厉坛逐渐荒废之后,地方民众结合自身社会组织及历史传统的乡厉坛却不绝于缕,成为明清乡村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民国时期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及当代启示——基于阎锡山教育思想的考察

民国时期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在山西村政建设中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使山西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从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官员多元化视角剖析民国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可以探究其在教育方面的成效与经验。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认可阎锡山在当时破旧立新,坚持推进乡村教育所带来的文化普及和移风易俗上的成效,地方官员则认为阎锡山推行的教育理念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成分。以史为鉴,地方政府投入充足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地方领导充沛的办学热情,三者实现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当代乡村振兴计划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中西部乡村民众人际关系与心理嬗变

关中西部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特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理念在村落的渗透,这种封闭性和内聚性被打破。土地依附关系、基层管理模式和村落信息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转变,导致乡村民众的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伦理观念、经济生活还是乡村文化建设或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都表现出淡漠化和功利化趋向。     

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与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动员

抗战中期,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成立,成为大后方发动民众广泛参与抗战工作的民众动员组织,在其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军事、经济和文化动员以及生活服务等,成为稳定后方、整合力量的重要团体。不过,由于人力财力限制、组织混乱、成立时间过短等因素,战时乡村服务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失。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区制与早期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主要实行以郡区制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区制是包括郡、百户区和村的一种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郡的出现以百户区为基础，郡法庭是构成郡政府的最重要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百户区由数个村组成，是郡之下的行政单元，百户区内设有百户区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村是地方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村民大会是村内共同的民众集会。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基层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郡区制为表征的地方治理彰显了中世纪英格兰三级治理、特定区域治理以及多向化治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对于诺曼征服以后的地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参与式传播和公共生活重塑：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田野研究

浙江农村地区系列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表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礼堂作为一个新兴乡村传播基础设施综合体，建构了农村新型的公共空间，其文化实践采用了地方化和乡愁表达等策略，促进了“集体”的想象，重塑了乡村公共生活。国家、地方、市场、社会组织、个体等多种符号交织和渗透于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中。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使村民更好地掌握了文化生产的技能，提升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增强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为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塑和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可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内生动力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政策扶持、社会帮扶等外部拉动作用明显，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以皖北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依照认知—情感—行为的逻辑框架，探究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感知效应、地方依恋和参与意愿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效应中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环境效应对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不足。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说明社区居民的情感眷顾对参与行为的作用十分显著。感知效应中除经济效应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维度均正向作用地方依恋。说明社区居民对家乡的情感多受地区文化、地区环境影响，而乡村经济效应对社区居民情感的正向刺激较小。     

军地融合共建新型医疗联合体探讨——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为例

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建省第三人民医院为例,分析了该院通过实施"三三五一"系统化推进工程,实现部队医院与地方省属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纵向流动,构建了新的医疗服务格局和新的就医秩序,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问题,大力提升了省级公立医院服务民众的医疗服务能力。认为,军地双方根据各自临床学科特色优势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医疗联合体资源,可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效能。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论清代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与维护? ——以新出徽州禁约合同为视角

禁约是清代乡村社会为保护风水、山林资源、生态环境和公益设施而公同议定的带有强制性规范内容的民间自治规约。从禁约合同的议定来看,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主要是在宗族、乡绅、地保、文会、乡约、会社等地方权威人物或组织的倡首下,由血缘和地缘范围内的民众公同讨论、集体协商后,通过特定仪式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合村或合族公议的禁约规条涉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信仰、生产、生态、公益、治安等公共秩序的诸多方面。乡村公共秩序的维护主要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对违禁者实施精神或物质性的惩罚,必要时借助于官府的权威,从而在官民互动中达致一种结构上的均衡。以禁约合同为代表的自治性规约与私人契约、国家律例共同绘制出一幅清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的整体图景,对当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具有借鉴意义。     

村民自治制度中民主权利存在的问题

<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以生产队为链条、以家为单位管理乡村群众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大包大揽的公社制度下,乡村民众只需从事流水线式的生产活动而不会过度关注与己相关的经济、民主政治等问题,很长时期内乡村民众缺乏民主意识,习惯性地养成了与封建社会无异的以"纳赋"为主的"臣民"思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从“过会”看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的信仰活动与人际交往1

“过会”是乡村民众朴素而常见的祈福信仰活动与情感交流方式，本文立足对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过会”活动的考察，在对“过会”类别与形式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信众祈福、行善的世俗性心理，指出“过会”在中老年妇女的情感寄托和人际关系协调中的价值与作用，强调了“过会”在稳定乡村秩序等层面的“负熵”功能，以期为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叙事理论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承路径——以板厂峪长城景区红色文化传承为个案

基于板厂峪长城景区的田野调研发现,板厂峪长城景区通过红色文化叙事,形成了民众对红色文化的认同,进而带动了该地的乡村振兴。其红色叙事包括戚家军后裔的世代守护、乡贤精英的主动讲述、革命英烈的故事书写等语言文字叙事,生成与发现烈士陵园、革命遗迹、红色文物等物象景观叙事,设计规范化的红色纪念仪式,开展红色研学旅游活动和举办红色展览等仪式行为叙事。红色文化叙事强化了板厂峪人世代保家卫国的历史记忆和爱国精神,激发了板厂峪人的文化自信和主动传承红色文化的热情,带动了长城沿线的乡村振兴,为地方社会传承红色文化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