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与粤东侨乡社会变迁:以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为例

在早期的移民网络中,人口的流动是单向的,海外华人在侨乡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巨大,在许多方面起着与传统社会中乡绅同样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第一代海外华人的老去,海外华人对侨乡的经济贡献日益减弱,侨乡从依赖转向独立发展.在新型的跨国网络建构中,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文化纽带.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从最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互助、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建设和公益传统,发展为文化意义上的“寻根”,宗亲关系也呈现泛化趋势.跨国网络中的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不再是单向的,归侨和“国内华侨”等现象的出现,表明“侨”的内涵也随之变化.     

土广东、东山客族与四川客家——洛带闽粤赣移民后裔的身份变迁

洛带是成都周边以客家旅游为主要特色的知名古镇,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在旅游开发前后发生了从“土广东”到“客家人”这一族群名称和认同的变化。本文指出,首先,在四川客家研究中,要区别“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闽粤赣移民的移民史,及其后裔成为土广东的认同的历史。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移民的本土化过程中,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与湖广移民后裔之间的族群互动,促使土广东这一族群形成。其次,四川客家族群形成受到整体性的客家族群形成和地方文化精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东山客族”的名称出现,主要受到“民系-文化”客家研究范式的影响;1999年开始,土广东这一族群名称变为了客家人,该变化体现了全球性的客家网络、地方发展、文化精英对于族群形成和认同重塑的共同作用。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与土兵制度密切相关.其土兵武装力量包括土司武装、土司部落武装、家支武装、土屯武装等四个方面.土兵的兵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步兵、骑兵、水兵、马兵、战兵、守兵、塘兵、铺兵等.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员额是随着中央政府官兵的强弱和战争的多少而增减.元代土兵编制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及牌子四级.明清时期土司军队大多实行营、旗制度.西南地区土兵名号仅限于湖广土司.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问题：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理解分为理解自我、理解传统、理解语言和文本、理解他者四个方面,本文拟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现象,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重理解障碍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探究“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港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探究——以徐州港为例

从探究港口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徐州港“十一五”期间的发展为例,得出港口和城市的关系——港城互动,港口城市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港口通过港口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土兵优抚政策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土兵优抚内容包括现役将士优待和伤亡将士及家属抚恤。优抚政策主要由兵部、户部和礼部协同执行。这些优抚政策的施行,有着严格的程序,包括优给优养、亡故将士抚恤以及优抚待遇与时限等。优抚政策的执行,对明清两朝土司土兵战斗力的增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