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东乡族宗法文化论

本文分析了东乡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合型宗教性宗法文化的概念。作者认为 ,东乡族的宗法文化既受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 ,又具有中国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它实际上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型的宗教性宗法文化。虽然这种文化也存在于西北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但它在东乡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并与汉族的宗法文化形成对照。本文的研究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宗族研究形成对话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

屯堡人作为明清时期军屯、商屯、民屯汉人移民的后裔,几百年来虽然长期生活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以特殊的文化策略强烈地保持着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凸显出自己的文化品格,成为西南汉族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岛.     

元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民族图像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百苗图”为中心

元至清末,今贵州省系西南重要土司集聚地之一.各土司领地内生息的民族群体,在中央王朝经营进程中,逐渐为内地官员、文人熟知,遂产生了《(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 “百苗图”诸民族图志,内容涉及各民族群体经济、风俗、劳作诸情形,是研究元明清时期黔省土司区民族图像的重要文献.剖析此类资料内涵,对深化土司学研究领域有着积极意义.     

论蒙古族的传统宗法性婚制及其演变

蒙古族传统社会制度具有宗法性,这种宗法性在婚姻制度上有充分体现;蒙古族宗法性婚制具有宗法等级特征和显著的神权色彩;新中国建立后,蒙古族的宗法性婚制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掌握这种演变过程,有助于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构建蒙古族地区的和谐社会。     

试论唐朝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

唐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唐朝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契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很多契丹人成为唐王朝的属民。为了加强对契丹人的管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唐王朝对契丹人实行了设府置州、册封、赐姓以及和亲等一系列羁縻统治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为契丹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论清末民初陕西地产交易的宗族性

中国古代宗族血缘观念的深厚和聚族而居的特点,决定了土地买卖的宗族性特征非常明显,买主身份从宗亲血缘的视角来看,呈现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显著特征.在买主身份方面,亲族购买者比例较高,原因在于亲族对族人出售的地产具有优先权;所以,土地在宗族内交易的比例较高,几乎占地产交易的一半.最后,宗族对寡妇出卖土地的行为更为慎重,有大量族人作为中人参与、见证寡妇的土地买卖.究其原因,主要是宗族在地方社会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力决定的;另外,还在于国家法律对宗法族规的支持.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智慧与中国民族确认政策

政治智慧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建构、权力系统的运行和政权组织的维系.在施政过程中彰显政治智慧,有利于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民族和谐、文化昌明和民众幸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超越了“原生论”和“建构论”的范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以确认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为核心精神的政策和理论,体现了正义性、公平性、合理性的原则,以民族大义和人文情怀凝聚人心并赢得民心.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有必要基于中国民族“确认论”的正确方向,以政治智慧明察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不同认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和不同动机,遵循多民族共生的文化法则,确认中国各民族不只是“作为问题而存在”,完善权益、责任、义务并重而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民族政策,构筑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

由介入到内生是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厘清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是探索艺术实践路径的前提,人类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为日常化与多元化、能动性与本质性,这是由人类学视角下乡村艺术的审美本质决定的.艺术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基于价值实现的知识性生产的永续性保护、物质性生产的生活化传承和艺术乡建是目前乡村振兴艺术实践的有效路径.大量具体案例的学理性分析是对基于审美逻辑的乡村振兴艺术实践路径的进一步确证.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影响下,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由男女比例失调引发的男青年结婚难、彩礼飞涨等现象已成为当今蒙古族村落严重的社会问题;结婚成家者也面临婚姻质量低下、离婚风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民族社会良性运转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