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试论土司国家权力应对与明清“众建”改流策略——以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为例

元明清等朝续递国家治统,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土司制度裹挟的国家权力是影响元明清等朝与各族土司关系的根本性因素.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表明,受国家权力左右和统治利益驱动,职衔较低、实力较弱的土司较职衔越高、实力越强者越不具备悖逆国家、对抗中央的实力,更有利于实现王朝国家“大一统”目标和巩固民族地区安定,明清等朝采取“众建”“削弱”举措“改土归流”,最大程度巩固王朝统治、扩张国家权威和消解土司影响.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民国时期云南土司衍变与国家融入

分析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制度存续的原因,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土司制度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土司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贡献,认为边地土司对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起着重要影响,土司地区由传统中原视野中的异文化"夷民"变成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韦东超（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明代是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善，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土司地区社会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广西土司地区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其政局出现了稳定化的发...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宋史·阿里骨传》笺证

阿里骨为董毡养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第三任赞普。阿里骨作为非唃厮啰家族的人物,继承唃厮啰政权的"赞普"之位并长期执政,一方面证明阿里骨具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这一致命缺陷让阿里骨统治的唃厮啰政权走向衰落,他的统治也成为青唐吐蕃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回族史是我国回族学研究一门重要的传统学科,同时也是我国历史学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多年来,广大回汉族学者对我国回族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我国回回民族的光荣历史,也大大地增进了人们对回族、回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促进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回族史仍需继续开拓,为我国的回族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