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认为＂文学性＂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和语言表达陌生化。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陌生化特色。《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文章以小说《边城》为例,分析其在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层面的陌生化,研究《边城》中语言作用于视觉、声音和情感所造成的阅读的难度和时延性,以此探究沈从文＂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魅力。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沈从文《边城》的又一解读

沈从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迄今人们大都还只瞩目于其光辉的艺术价值。揭示并敞露《边城》的文化思想价值是本文的旨意所归。《边城》勾勒出的是一组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优美”是农业文明的牧歌,“破碎”是农业文明的沦丧。城市文明的时代忧患是沈从文如是描述的言说语境。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经验的龃龉是沈从文如是状写的叙述心理。本文正是从此四个角度立意论析,从而折射出沈从文及《边城》耀眼的文化思想价值。     

《边城》金介甫译本阐释翻译观

《边城》是湘籍作家沈从文先生享誉国内外的一部经典小说。2005年,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将《边城》重新进行了英译工作。为了给《边城》英文译作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从阐释翻译观角度对金介甫的《边城》英译本进行了初步分析与研究,并找出其中的优缺点,这也是对沈从文研究的有益补充。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现代性、反现代性与《边城》中的金钱意象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金钱、货币、与金钱有关的事件以及围绕金钱所展开的商业活动被刻意地反复书写，体现了沈从文从金钱视角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从而使得与金钱有关的主题成为《边城》中的核心主题。沈从文意识到资本抽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诗性关联，导致人、自然、世界的祛魅和空间的均质化。而通过有意识地将金钱从一种等价交换的抽象物还原为一种象征交换的礼物，以及对由资本所带来的同质性空间相反的异质空间的书写，沈从文表明了他对建立在资本原则上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立场。     

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以《边城》与《受戒》为例

《边城》和《受戒》作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代表作,其蕴含的文化理想有明显的共同点,也有难能可贵的异质性.从时代背景、人生矛盾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对《边城》和《受戒》的文化理想进行解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蕴藏的审美价值和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的诗学联系及差异.     

论《边城》的审美理想及现实意义

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边城》是其享誉中外的代表作。本文阐述《边城》中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及其成因,剖析作者淡化悲剧结局的独特构思,并体悟《边城》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由副文本窥探沈从文《边城》的创作

文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副文本的引入成为研究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探寻文本本身也具有开拓性与丰富性。沈从文的《边城》作为其代表之作,引领我们进入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文本的创作及发表过程中,围绕《边城》文本周边的副文本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阐释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章就将从《边城》的新旧题记、题识五种以及注释和标题等副文本来具体论述《边城》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道家精神烛照下的《边城》世界

《边城》是一个美丽而忧愁的梦,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诗意的“湘西世界”。他以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依托,通过对“水”的解读、自然本色的重视、自然人格的推崇及乡土、家园守望的多元叙述,折射出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沈从文通过《边城》一书讴歌了人性之自然及自然人性之美 ,赞美了湘西边城人际的和谐与人情的淳厚 ,表现了湘西风情的古拙和淳朴。这与道家崇尚自然 ,主张复归于朴、少私寡欲等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道家文化的契合与联系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神话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湘西经验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其“自然人性”的核心审美理念。“湘西边地”的审美图景中有着复杂的神话构成与大量动物符号。沈从文借助神话传说与风俗描写,巧妙地运用动物原型将风俗民性与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融合起来,整合了人的神圣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在文学上创造了美与善的标准,树立了“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人格典范,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沈从文小说尚"三"特征探析

沈从文小说具有突出的尚“三”特征。沈从文小说尚“三”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主题传达、情节安排等方面。尚“三”不是沈从文随意的创作习惯,它有着悠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探索沈从文小说的尚“三”特征,有利于深化对沈从文的认识。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沈从文《边城》悲剧成因新探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人性善的杰作”,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也被看作是善的悲剧。但《边城》的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它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释“曑”

从"曑"的字形结构、源流变化和词义引申,"曑"的同族字以及"曑"、"參"的同音假借四个方面考释"曑"的形义,认为许慎"曑"的本义为"商星"、"■声"的说法及约斋、林义光等人的释义均有误。在金文中"■"本当为象形,象參宿七星之形;"曑"字形为三星连成一线,就具有了"三"的意义,"三"又被"參"同音假借过去,用作数词;"曑"的两组同族字意义均与"三"和參星关系密切。后来由于隶变、传写等原因,"曑"简化为"参","参"变形为"叁",但其意义均与參星有关。故"曑"应为象形字,其本义为參宿星,因參宿是古晋地的分野,是为晋星。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