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再辩“四端七情”理气论

李退溪在总体上继承朱子理论的同时,以“理气”论“四端七情”,提出了“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把“四端七情”问题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终极意义上着重论证了四端与七情的差异,其思想本旨在于对“理”的透彻理解和充分的实践。退溪对“理”的穷究,是为了要凸显人道德的主体性,希望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朝鲜朝儒学家成浑的性理学特征及其意义

成浑是朝鲜朝前期杰出的性理学家,也是一生践行圣贤之学的儒学家,学术贡献非常大,在韩国儒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因其是山林派学者之故,他在韩国儒学史上没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因此,我们通过考察成浑和李珥之间进行的论辩内容,阐明成浑性理学的"理气一发主理主气说"、"四端七情主理主气说"、"道心人心主理主气说"等特征,可以进一步探讨成浑性理学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重建“儒者之学”——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     

退溪性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中继承朱子学传统的大师。虽然李退溪在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竭力批判阳明心学,但是根据本文的考察,不论在学术渊源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李退溪与阳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术渊源上,李退溪所推崇的《心经附注》与曾经影响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道一编》都是出自程敏政;在学术思想上,无论在心性论方面还是在工夫论方面,退溪哲学对朱子哲学的某些拓展都可以看作是李退溪对阳明心学的某些问题的回应。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朝鲜卓越的理学家,朱熹理气哲学的追随者及倡导者.他开展了孟子的“德之四端说”,以其为理之发用,因此乃是纯然善的;然而,程颐、朱熹言“人之七情”是气之发用,可善可恶.虽然退溪肯认气随理发与理随气发,但是无论在那一方面,他都坚持其观点反对奇高峰的批评.奇高峰认为,人之四端七情皆导自人之理气合一的本性,同时为理气所共发.     

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

典据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变异。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 ,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据变迁 ,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子完成的 ,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本文据此辩说这一转变及个中缘由     

静虚工夫与明中后期的儒道交涉——以朱熹后学蔡清为例

蔡清为明中后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工夫论也吸纳了道家、道教思想,以静、虚为本,将朱子的工夫论推向深入.这源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以及蔡清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多方面原因.但蔡清是在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内容的.蔡清工夫上的特点表明了朱子理学尤其是闽中理学在明中后期的深入与转向轨迹.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朱子“忠恕一贯”章解的思想意义

朱子视"忠恕一贯"章为<论语>第一章,"一以贯之"为圣门末后亲传密旨.他以理一分殊诠解"忠恕一贯", 并与"一以贯之"比较,阐释了儒学的本体、功夫关系,剖析了忠恕说的三层含义,批判无本的浙东功利之说、舍末的陆象山心学、禅学.朱子对"忠恕一贯"的认识历经一长期演进过程,体现为对二程说的消化.对"忠恕一贯"章的诠解在朱子经典诠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整个<论语>诠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儒学与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6月5日—8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与会学者从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儒学主体性地位的探究、儒学核心价值的当代阐释、朱子理学及其当代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横摄系统与超越存有——从朱子看牟宗三的超越存有论及其缺陷

将宋明儒学依据存有论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两个系统只在存有论上有所区别,在超越层上并无分歧。本文即以朱子学理为中心,检讨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