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述评及展望

家族故事是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的主要内容,研究者们分别从"身份"问题、性与性别问题、自传书写和记忆研究等角度展开论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现有研究多聚焦华裔的族裔意识与性别权利诉求,阐释的角度略显单一.倘若以生命书写为轴,研究者或可在历史、记忆与空间的三维辩证关系中审视华裔女性小说以跨国生存经验谋求华裔在地的深意,继而探讨华裔女性小说家族叙事研究的新视角.     

言情话语在金庸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言情作为金庸小说的一种话语形式,其意义也是为了实现小说的叙事功能.既讲述完整的情爱故事,又使男女情爱成为小说因果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延宕或者推动武侠小说总体叙事的发展.在金庸小说中,言情叙事争武侠叙事的融合在两种不同叙事情调之间形成了张力叙事.     

浅谈《扶桑》的叙事艺术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着迷,并非因为小说故事本身,而是由该小说的叙事艺术造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和第二人称为辅的多种人称复合叙事;蒙太奇式叙事———场面拼接叙述和特写镜头式叙事;以刻意多次暴露创作痕迹的元叙事追求历史化叙事。     

论《大浴女》的叙事特点及其叙事效果

铁凝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在小说叙事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小说体现出作者对于叙事学、文体学思想的自觉关注和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积极探索,突出了叙事技巧在深化文本主题上的艺术表现功能.《大浴女》通过对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的巧妙运用与转换,使其探讨灵魂,关怀人性的主题得以更好地彰显.     

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

王安忆的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掘及价值发现。"上海的芯子"的内涵———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是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王安忆艺术地呈现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永恒意味具有个人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以人文态度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显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背后的精神向度。     

破碎的情节之链——论当代壮族小说叙事方式的演变

文革之后,壮族小说的叙事方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突破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大胆探索"心理时间"叙事;突破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视角,探索使用多元叙事视角;将意识流手法与民族审美习惯相融合,出现了多条叙事线索并存的现象;将象征主义与意识流手法相融合,出现了建立在象征关系上的多重叙事。     

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旗帜鲜明的叙事追求,吸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叙事特征。王安忆探索推进创作的小说叙事理论,尤以1988年发表的叙事"四不"追求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988年至今,其"四不"叙事追求中的某些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随后的小说叙事实践也部分地实现了其"四不"叙事理想。王安忆的"四不"叙事追求、小说实践及其不要独特性却形成的独特性,都将给作家的长篇小说叙事带来有益启迪。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约翰·斯坦贝克田园小说中景物的象征意义

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等田园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写作手法,赋予景物描写以象征意义,借以推动人物、情节的发展,深化主题的表达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其中的动物、花草、山川等自然景物的象征无不表现出作家高深的语言修养和艺术美感。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民族志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阿来小说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并演化成对自身社会有价值的风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文化模式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观。阿来藏地系列小说处处彰显出藏族文化奇观。他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阿来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边地藏民宗教意识的阐释,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成为现代中国人继承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意义及人物哈利剖析

当代美国重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兔子"四部曲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地方感和生活感.其故事情节看似平淡无华,其人物属于"凡夫俗子",然而读者却为其中所蕴含的艺术力量而惊叹,为小说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当代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内涵所折服,其真实性、深刻性的感染力足以激起人们对自身对周围环境及至整个社会的反省.     

"新写实小说"的自然主义美学特征

发轫于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建立在一系列自然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之上,其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注重环境生存与生理遗传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影响和塑造。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写实小说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征,其“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创作观念与自然主义小说主张的任何事物“都有以其本原面貌进入文学表现领域的权利”的理念高度一致,两者都自觉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与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流露与张扬保持距离,力图在最大限度上客观真实地逼近和反映人类社会与人类的精神现象。新写实小说与自然主义小说一样,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精神。     

情绪记忆与小说的意象创造

情绪记忆和孙惠芬小说意象创造关系密切。情绪记忆,是意象创造的资源。她偏于情绪记忆,能记住"感动的情境"与机理,主体情绪时而与意象创造呈现共时性状态。这样的情绪记忆使她擅长在文本中捕捉人物心灵的瞬间,并把微妙作为最崇高的审美追求。小说中的意象多是她情绪记忆的审美对象化,是创作主体与人物主体的精神寄托,是文本欲望世界的敞开,是"乡下人"情绪记忆的回溯与印证。成功的意象创造源于情绪记忆而又超越情绪记忆,在动与静、诗性与哲性、感性与理性、并置与对比中充满张力,又充分统一,体现审美的多义性。     

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创作比较

沈从文和萧红的抒情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立新帜,又有各自的特点。作为抒情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淡化冲突和情节,并且放慢了叙事节奏。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萧红笔下的世界则让人触目惊心,这点也表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沈从文的显得平和、从容、含蓄,而萧红作品中的情感则激烈、外露一些,他们对笔下世界的不同情感关照同时也表现在景物的描写上。虽然有这许多不同,但两人的作品都贯穿着现代乡村的“常”与“变”。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茅盾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从《水藻行》与《大地》谈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赛珍珠创作了若干关于中国的小说,在美国出版后比较畅销,其中一些被翻译成中文.但当时,鲁迅、巴金等对赛珍珠的作品持否定态度,并作出负面评价.茅盾则以自己小说<水藻行>中的中国人形象,反驳赛珍珠<大地>中的中国人形象,表达中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追求.重新回顾赛珍珠在当时中国的接受情况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身的文化立场和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