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藏事史料汇编》面世

著名藏学家、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张羽新教授主编的大型汉文藏事丛 书《民国藏事史料汇编》近期已由学苑出版社精心整理编辑出版。 本书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史料最全的民国藏事史料文献,共收录文献120余种,约几计2500余万 字。全书共分七部分:一、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法令以及有关蒙藏委员会史料。其中,《民国治 藏政策法令全编》、《修订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等,均为研究民国藏事案头必备的基本文献。二、民国藏     

从档案史料看清代湖广私盐问题

研究清代湖广私盐问题,在史料的应用上,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实录、官书、别史中爬梳史料,相对而言,对于档案资料的应用明显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资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湖广私盐问题的记载。比如有关私盐种类、私盐运销方式、私盐个案等方面的记载,均一一具全。这些重要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湖广、两淮,乃至全国的私盐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

北庭是西州回鹘的都城之一,但有关回鹘时代北庭城的历史记载却鲜见于传世史料。德藏Mainz 354号吐鲁番文书透露了北庭城曾被毁弃和重建的宝贵历史信息。笔者结合传世史料和出土文书,考证出西州回鹘的北庭城曾经在866~869年间的战事中被毁,而Mainz 354号文书所记北庭城的重建之事可能发生在公元900年前后。此后直到蒙元时代初期,北庭城一直作为西州回鹘的都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噶玛噶举派的司徙活佛世系与八蚌寺

读了德格八蚌寺喇嘛通拉泽翁与四川民族研究所杨健吾同志所撰《八蚌寺暨历代司徒活佛》(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36—43页)一文,颇受启发,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有关八蚌寺及司徒活佛世系的最全面的论述,但由于此文未使用国外刊布的有关史料,亦未发掘汉文史料的记载,故对一～七世司徒活佛的藏名、生卒年、大致     

岳麓秦简奏谳文书商业问题新证

最新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出现了有关秦商品交换、市场管理和商业纠纷等新材料.岳麓秦简显示,秦不仅商品交易种类丰富、货币经济发达,而且还出现了合伙经商的情况.岳麓秦简还披露了秦“列肆”的新史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批简文不但首次出现了秦“亭佐”及其管理职能方面的史料,而且还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处理商业纠纷的过程,为学界深入探讨秦亭制和法制史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     

从兰州的握桥谈起

自古以来,我国的能工巧匠建成的各式桥梁,凌空越阻,千仪百态,为祖国的山河增添美色,并为历代诗人所歌颂。杜甫诗中就有“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白居易的诗里说“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苏轼诗“弯弯飞桥出,敛敛半月彀”等,都描写了山光水色中的各式桥梁。 下面说说我国古代造桥大师的杰作——独特的伸臂木梁桥。这种桥的代表作是兰州的握桥,又名西津桥,俗名卧桥。     

《有泰驻藏日记》所见清末拉萨物价资料

清末驻藏大臣有泰在藏期间政治上乏善可陈,但他几乎每天都写日记,笔耕不辍.吴丰培将其整理成《有泰驻藏日记》,共十六册.其中记载了有泰在拉萨收购物件的信息和他所见所闻的商品买卖记录.本文根据用途及性质将这些交易对象分成生活必需品、牲畜、饰物及陈设品、水果植物、皮毛产品、工艺品、书画、宗教用品、工程费用、金银钱币、宗教攒招钱、其他（包括赏钱和工钱）等十二类.这些整理罗列出的信息对了解当时拉萨地区物价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义的释读

猕猴与罗刹女交配繁衍藏人通常被看做是有关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本文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此传说并非神话 ,而是藏族的重要祖源传说 ,是关涉藏族起源真相的具有实际含义的文本。文章指出 ,传说中的“猕猴”与“罗刹女”是血缘图腾符号 ,“罗刹女”种系人群应为藏地土著 ,“猕猴”种系人群则出自东部横断山区 ,二者结合的传说实际上隐含着远古两地氏族之间的联姻。这一内涵与藏文史料中关于藏地最初四大或六大氏族中曾存在藏地腹心地区同横断山区氏族相互联姻的史实记载一致 ,二者逻辑结构、族群背景与地望均完全对应。文章还对此传说在藏族起源研究上的价值及所预示的新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     

战国楚竹书丛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竞建内止》记齐国君臣对话,内容与《尚书·高宗肜日》有关。慎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关他的记载很少,《慎子曰恭俭》是研究慎子思想的重要资料。《季庚子问于孔子》与《弟子问》记孔子的谈话,主要观点与《论语》相同,是研究儒家学说的新资料。     

宋日关系史研究的新史料——《参天台五台山记》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日本天台宗僧人成寻在宋朝期间的日记。该日记共有八卷 ,现存最早版本为日本东福寺所藏抄本。它有三个版本系统。日记通过成寻的起居活动、所见所闻 ,详细地介绍了宋代中国的佛教两大名山天台山和五台山的风貌 ,记载了巡礼时沿途的寺庙建设、佛教艺术以及寺院制度、佛经翻译等情况 ,描绘了当时的人文地理、风光名胜、乡村交通、城市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 ,是研究宋日关系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珍贵史料     

烟台市博物馆藏王懿荣鉴藏、题跋金石拓本

王懿荣作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其弆藏的历代文物均具有较高历史与学术价值。本文选取烟台市博物馆藏王懿荣鉴藏、题跋的青铜器、石刻和古砖拓本四种，进行考据、传拓及流传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这些拓本反映了王懿荣的金石意趣，增补了相关文物的版本、器形、纹饰、递藏等信息，印证了旧有史料中关于王懿荣的家人——王懿棨、黄兰喜好并传拓金石的记载，为研究福山王氏和黄县丁氏的家史和古物收藏提供了实物资料。     

考订记事(上)

一、考订的传统 史料经过鉴别,真实可靠;经过校勘,文字不误;而其记事并不一定正确。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主要的记载是阶级斗争的事迹,记载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叙述会发生错误;更主要的是受阶级偏见的限制和受集团或个人利害关系的限制,叙述会出现歪曲、隐讳或伪造,甚至记述和阶级斗争无关的事迹也带上一些阶级烙印。所以,从史学出现的时候开始,运用史料就要辨别记事的真伪。     

僧洛林沁生年新探

僧格林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先后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捻军及抵抗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然而关于这位历史人物,其生年却不得而知,汉文史料未见记载,满文、蒙文史料又尚未发掘。最近,吉林大学政治学系佟佳江撰文提到,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政协副主席泉山同志,根据民间流传的僧王属羊及十五岁当王爷的传说,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出僧格林沁生于嘉庆十六年,即一八一一年。他还考证出清代史料记载的僧格林沁生父名为毕启实属音误,应为布和德力格尔。     

藏区哈巴雪山下的回族

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首府中旬的东南方,海拔五千三百余米的哈巴雪山下,有两个回族村寨——兰家村和龙湾边村,这里的居民身穿藏装,说藏话,吃酥油茶和粘粑,住藏式房屋,围火塘而宿,但却信仰伊斯兰教和保持着不吃猪肉等回族习俗。藏话称他们为“布给”(即白头或戴白帽者)或“藏回”,他们则自称回族,有强烈地回回民族感情和心理素质。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藏区,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影响、同化,反映于生产、生活和习俗上的双重性、过渡性,是很值得研究的。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论赋的叙事性

赋的叙事性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有意识地虚构情节、假设人物,以对话形式叙事,二是信而有征地创作。散体大赋假设客主、一问一答的行文方式,构成赋体独特的叙事结构。赋序具有叙事功能,有的赋序假设情景对话,虚构叙事内容,以揭示作赋目的,有的赋序强调纪实描写,具有史料价值。纪行赋具有历史叙事意义,相对于史书记载而言,纪行赋是另类的历史记载。寓言赋的创作体现了作者"假象尽辞,敷陈其志"的叙事策略。     

商周古文字史料中的善卷和蚩尤——兼谈对一件商代铜器铭文中一个特殊文字的释读

利用考古学证据和古文字学史料，可以考证出商周时代有关善卷、蚩尤存在的真实可信的史料记录。西周中期的《厚氏谚 》铭文是迄今为止有关善氏保存最早的实证史料。而对《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一件特殊字形文字的破译，更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关于蚩尤的最真实可信的、最直接的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证据。有关蚩尤文字史料在殷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出现，证明了在殷代中晚期蚩尤传说就已经真实存在。     

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日本圆仁从日本渡海到唐,经扬州(江苏扬州)、山东半岛、五台山到长安,又从长安东去渡海归日的旅行记。该书详细记载了圆仁在唐的旅行路线,并记载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由于他是外国人,除了在佛道关系方面他有佛教徒的倾向性以外,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可能有什么偏见,所以,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载,必然较唐朝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文献较为客观,这就决定其史料价值更高。不过,也由于他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情况不十分熟悉,故而该书的有些记载并不完全确切,或者是错误的。因此,对该书的内容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既要肯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宜盲目崇拜。在我看来,就史料价值说,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圆仁的耳闻目睹,真实可信,中国史籍也没有记载,这是最珍贵的部分。其二,因中国史籍的记载过于简略,所载可以补充中国史籍的不足,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其三,所载不够准确或者错误,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正的部分。     

唐宋笔记中本朝君主形象建构之比较

笔记作为"补史氏之阙"的史料载体,一直为学者所推重。唐宋史料笔记中关于宫闱秘史、人物轶事、典章制度乃至名物典故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也多有对当朝君主的记载。相比于正史,笔记中记载的君主形象往往更关注细节,也更具个性。而自唐至宋,笔记对君主形象的记载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不小的变化。细究这种种变化,不仅可见不同时期君主制度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记创作主体对君主形象、君臣关系,甚至历史客体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