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道德关系论述评

基于认识发展史,探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非常有意义.无关论将科学研究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将理性与感性割裂开来,无视道德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有关论又分为对立论、同一论、决定论和辩证统一论.对立论仅承认科技对道德的逆向关系,片面且消极地认为科技发展将导致道德沦丧,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同一论是对对立论的反动,但只承认科技进步对社会道德单方面的促进作用,而对道德的相对独立性估计不足,难免陷于另一极端.科技决定论虽包含科技发展有利于道德进步的合理因素,但仍是一种过分夸大科技作用的片面观点.道德决定论虽然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居主导地位,但认为科技单方面地向伦理学"求教"的观点亦有片面之嫌,而且科技发展也在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论认为,科技与道德之间既非完全排斥,亦非绝对同一,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双方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浅谈科技崇拜与道德滑坡的整合复兴

科技崇拜几乎伴随科技发展而生成,科技崇拜引起道德滑坡业已成为科技伦理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对科技崇拜与道德滑坡的因承关系的深层次思考,很少有人顾及.因而,从科技崇拜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科技崇拜与道德滑坡的因果关系、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整合复兴三个角度,作一肤浅探讨.     

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及其生态和谐律动

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开始认真反思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内核。以辩证审慎的思维态度透视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视域,会发现科技与道德的结合在当今时代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科技与道德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分别存在合理性限度,合理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道德缓进不适以及道德对科技发展所保有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尤为重要,科技与道德以一种“适度的张力”实现生态沟通与和谐律动。     

生命伦理发展与当代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兼与甘绍平先生商榷

本文从唯物史现和生命伦理发展的视野出发，认为克隆人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而是暂且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从当前的生命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看，对人的生殖性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应该进行有限控制，不应该片面强调克隆技术的消权价值而阻碍生命科技的发展。当代生命科技的发展，呼唤着当代生伞伦理的不断创新，而当代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则是人们达成道德共识、形成新的伦理观念的必然路径和目标。     

道德:该如何介入科技

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既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公众生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科技在其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中与人们既有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尤其是生物技术发展中基因工程技术的日趋普遍应用和克隆哺乳动物的问世及人们对预期的克隆人的忧虑更使社会公众陷入了深深的道德恐慌之中.笔者赞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对科技的应用特别是高技术的应用确实会导致突出的伦理道德问题,道德必须介入科技,发挥其批判和规范的功能,但同时又认为,道德与科技毕竟分属不同领域,道德对科技的介入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点上,应用于适当的方式下.     

论科技人员道德想象力的基本特征

科技人员道德想象力是一种使科技人员以道德的方式从事科技活动的慎思能力,其特征在于使道德想象力影响到以下方面:其一,注重科技活动后果的不确定性,强调科技活动过程的"考虑的周全性";其二,不仅需要密切关注技术人工物结构和功能不完全对应的特点,还要切实重视技术的意向性问题;其三,整体思考科技活动先前基础的可靠性,为完成某一特定岗位职责而积极承担起检验先前技术设备的初始责任;其四,全程追求科技活动要素(包括科技活动与自然、科技活动与社会、科技活动中人际关系、科技活动中人与工具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的和谐性。     

论道德资源的缺失与发展

道德在我国官场、市场与文场都存在缺失现象。造成道德缺失的现实根源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科技发展的信息压力、社会稳定的治理压力和人们对道德文化、科技文化的传统认识。解决道德缺失的出路是发展道德,即深化道德属性认识,强化道德资源意识;推进传统道德转化,形成现代道德风范;发展新领域的道德,大力培育道德实践能力。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贝尔纳在现代西方科技伦理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他认为科学与道德密切相关 ,科技的发展可以培养人的美好德行 ,科技的发展也要求道德的推动。科学家应具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主义和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的道德。首先 ,贝尔纳认为“科学为人类服务”① 是科技道德的根本原则。科学为人类服务 ,就是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他把人的需要分为四等 ,并指出科学同其中每一类需要都有关系。他说 :“我们可以把科学中的人的需要依照其迫切程度分为四等 ,科学同其中每一类需要都有一定的关系。首先是对于食品、住…     

现代科技的伦理学思考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类改造外部客体世界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使得人类由改造客体而进入改造主体的时代。科技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喜悦的同时也使得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在此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了由科技所引起的伦理难题,并对这些伦理难题进行了伦理学的追问。科技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追根到底是由于科技引起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真实存在逐渐被遗忘。对科技进行伦理学的超越就是重新找回人的真实存在。     

大科技时代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在大科技时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度关联着。由于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以及科技、经济、社会的高度整合,科学技术空前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而科学技术日渐凸现其伦理内涵和道德意义,伦理道德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关切和干预着科学技术活动。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