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视野下新疆人口迁移问题探讨

新疆第一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新疆的人口迁移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加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一方面鼓励内地其他民族走进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新疆少数民族走出去。同时采取措施推动南北疆之间的人口迁移。从疆外迁入人口:(1)建立专门机构;(2)制定优惠政策;(3)完善土地政策,加速土地流转;(4)完善引入人口的政策法规;(5)实行计划安置;(6)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来疆工作。从疆内迁出人口:建立"中华街"。采取措施推动南疆北疆人口的迁移。在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实行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的"嵌入式"居住。新疆人口迁移既可以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又可以保障新疆的长治久安,是一项着眼全局与长远的战略。     

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研究

１９４９年以来，新疆人口省际迁移大进大出，形成了三次净迁入和两次净迁出时期。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大，来源广泛，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文化构成高于本地居民。移民不仅增加了新疆的民族成分，改变了新疆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采用系统动力学（ＳＤ）方式建立新疆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与劳动供需模型，预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新疆人口省际迁移仍以净迁入为主，但移民规模不大，应该是素质型移民。     

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移及影响

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人口史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探讨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回民起义后该地区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文章认为，这次移民浪潮涉及范围广泛，移民成分复杂，不仅有西北各府县间民众的往返迁移，而且还有大量内地客民、湘楚兵勇、回民起义军及内地遣犯的参与。这些不同种类移民的迁入，对西北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

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0多万人。主要有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移民类型,其中计划性移民主要包括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迁入的人口。1949年以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进程的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论新疆古代屯垦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是历史上新疆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新疆多元文化格局发展过程中,自西汉以来的屯垦,既为新疆多元文化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多元文化在差异中交流、整合创造了条件。屯垦的长期实施,使内地汉、锡伯等民族向新疆迁移,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因屯垦在新疆而汇聚;促进了内地农业技术向新疆的传播,游牧民族向定居农耕或农牧兼营转变,各民族生活方式产生了交融。     

古代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影响。该文认为 ,少数民族移民迁入内地 ,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并改变了某些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 ,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畜牧业、商业的发展 ,对内地汉族文化、饮食习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生产方式变农为牧 ,客观上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宁夏的人口迁入及其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量支宁建设者迁入了宁夏。这些移民在人口构成方面有很强的优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宁夏的人口规模和民族居住格局。然而这一移民活动违背了人1：7迁移的自然规律,不利于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导致移民巩固率低。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

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的“真空”、“半真空”状态,从而引发了战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湖北、湖南两省是这场移民运动的重要迁出地。两湖移民的迁移活动从战后初期一直持续到清末,大量两湖移民的迁入,对本区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尚各个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清末民初东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

清末民初,关内人口向东北的迁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1860年东北局部开禁,特别是1904年全面开禁后,随着大片土地的放垦,关内移民东北者络绎不绝,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大批新的城镇纷纷兴起。这些城镇不是建立在军事驻防的基础上,而是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与铁路、港口兴建的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此时,东北的城镇才真正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性质与规模。     

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回族迁入新疆,这种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的社区分布、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回族地域社区分布呈现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与“大分散、大集中”;新疆回族社区主要分布于乡村,城镇数量很少;新疆回族社区大都是围寺而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而成的回族文化是新疆回族文化的核心,但这两种文化背景在新疆回族流散生活中又与各迁徙地地域文化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融磨合,因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区内流动率高于跨区流动、跨区流动性别比高于区内流动、经济性流动已占据主体地位等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发现,区内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区域落差大是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是诱导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地区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五代十国：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基于人口视角的分析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唐宋经济重心由北往南完成转变,期间的五代十国应该是其转变的关键过渡时期.从人口的视角,通过五代十国人口的迁徙、分布等情况,探讨农业、区域经济及对外贸易的特征及转变,以期研判五代十国乃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关键时期.     

抗战期间内迁移民的结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大批东部人口向内地迁移.这些内迁移民具有非常浓厚的战时特点,从他们的籍贯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以及职业构成四个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内迁移民的人口结构特点.     

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当前,区域经济差异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分析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协调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意义。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协调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优化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提高内陆地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第三,提升内陆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第四,利用财政手段在漳州、南平、宁德、莆田、三明和龙岩地区吸引投资;第五,加快推进福州、泉州和厦门地区的跨越发展;第六,加强各行政地区的互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及1997——2010年经济发展预测(一)

客观分析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综合运用长期宏观经济总量预测模型,地区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人口—经济协调发展预测模型和工业所有制结构演化预测模型等,定量预测中国1997—2010年经济与人口发展的主要指标。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4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增长速度递减情形下递增,经济发展将迎来又一高峰: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并步入规范化运行轨道,国有企业及其与之配套的其他改革基本完成,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较大变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会根本改变,但沿海与内地经济相对差距较大的速度将缩小和减缓。     

地域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从海尔与新飞发展历程的对比谈地域文化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通过追溯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两种地域文化的起源、发展,对比海尔和新飞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发展战略的文化特性,进而探寻地域文化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战略的深远影响,对于企业决策者和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务价值.     

南海北部边缘区域地质与油气运聚成藏规律

南海北部边缘盆地处于欧亚、印度-澳大利亚及太平洋三大板块相互作用的特殊构造位置，区域地质背景及地球动力学条件复杂，油气地质现象丰富多彩，不同大陆边缘区域地质背景及构造     

人口迁移与性别比关系研究述评

对1990年以来关于人口迁移和性别比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人口迁移本身的性别构成问题,二是人口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性别比影响。认为人口迁移对一个国家（地区）的性别构成有很大影响,会导致地区间、城乡间人口性别比结构不均衡问题的产生。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评价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

中国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受灾国，但史学界对中国疫情的研究非常薄弱。既有关于中国疫情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均较单一，不能反映疫情全貌，且存在明显误判。故需要结合当时中外报道、医官报告、海关史料、日记、地方志等材料，重建疫情在华传播图景。整体上，中国经历春秋季两波流感疫情，其传播路径主要依赖铁路、航道和驿道系统，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是疫情向全国扩散的中心，而其他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则是疫情在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通过南满、京奉、京汉和沪宁等铁路线迅速传播，将疫区由点串成线，同时借由内河航道和驿道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幸运的是，第一波疫情并未波及重庆以西地区，且程度较轻，死亡率较低，惟因症状"新""奇"而备受舆论关注。相较之下，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传播，疫情范围远超第一波，甚至深入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同时，第二波疫情的疫势亦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各省均有大量死亡病例报道，且呈现乡村疫势远甚于城市的特点，两者粗死亡率相差近十倍之巨。整体上，第二波疫情导致全国死亡人数的保守估算至少在360万至450万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考察1918年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亦需考虑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实际影响。事实上，此类变动的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性。在国际因素上，俄国革命与黑龙江、新疆等省份的疫情传播关系密切，日本远征军的军事调动则是东三省疫情传播的关键因素，而中越、中缅间的跨国贸易网络则是云南疫情的主要源头；在国内因素上，南北交战和山东匪患加剧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并大大提升了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人口流动频率，从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文章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了1918年中国流感疫情的各类中外史料，详细地考辨了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的具体路径和范围，重估疫情严重程度，并着重考察各种变动的国内外因素对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影响，进而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1918年流感疫情在华传播图景。通过文章的梳理和考辨，希望能为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比较和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