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大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对于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农民工选择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流动是理性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预期收益是决定他们进城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流回到农村的根源在于城市就业成本增加、收益降低。稳定而有秩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化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环境,降低其就业成本、增加其就业收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仍然有赖于农民工的贡献,但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运用改进的斯加思塔人口迁移成本收益净现值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发现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将影响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迁移,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日益严重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可能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引导产业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重新分布是一个重要思路.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的多维审视

农民工半城镇化作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影响因素集中在制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4个维度。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半城镇化的制度根源,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福利失衡;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强化了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财政功能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其增长缓慢的收入水平与不断增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进行多维审视,通过保障和提高农民工的收益和工资待遇,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多元分担机制,来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通过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可以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化和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的选择行为分析

基于农户选择的视角,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户心理决策模式、态度与行为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深入剖析了其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的选择行为,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关于“民工荒”现象的理性思考

2003年以来,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民工的大量短缺,特别是一线工人的减少正在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民工荒”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它是我国经济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种劳动力市场被扭曲的状态,它也促使我们去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     

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农村多元利益格局的整合路径——以四川省江油市白玉村等为例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微观基石,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农村多元利益格局下,需植根于实践,探寻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途径,实现农村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四川省绵阳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从建立"三向"培养机制、实行党支部承诺制、设立"三级谈心组"、成立"致富合作小组"入手,加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跨省联姻的特征——以黄梅县Z村为例的分析

农民工间的交往和融合直接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通婚圈也随之不断扩大,跨省联姻日渐流行。发生在农村的跨省联姻现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未婚女性远嫁到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或中部农村地区,形成独特的外地媳妇本地郎现象。本文结合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旨在描述农村跨省联姻家庭的结构特征和生活特征,以期对外地媳妇本地郎婚姻现象有更加具体和丰富的把握。     

进城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研究综述

本文就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总结；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预测。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