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流通的西南：走廊视域中云贵地区的文庙分布与儒学发展

云贵地区的文庙分布及儒学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有密切联系。文章以民族走廊的理论视角为基础,以动态的、整体性的脉络把握西南的联通与流动,具体讨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云贵高原板块的联系,尤其关注了珠江与云贵地区的联系,以及沅江在东西南北文化联结中的作用。然后,以云贵走廊为线索,挖掘明清时期国家力量主导下的驿道开发、移民迁徙、改土归流、文庙建设、儒学传播等一系列举措,阐释中原文化、沿海文化与西南文化的互动过程。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云贵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     

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凝聚共识、团结奋进、共同繁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工程。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以确保其与全国“一条心”“一盘棋”“一个调”。目前,民族地区还存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建设等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地区必须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规划,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目标持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民族地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强化“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植根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

我国民族学界提出的藏彝民族走廊，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从古至今，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活动的舞台，尤其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区毗邻区域，古代氏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3个属于藏缅语族，至今仍大多居住在与西藏、四1收p近的西北部地区。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对藏彝民族走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关于条马古道，我在《滇藏茶马古道论略》…     

藏彝民族走廊与西亚文化

藏彝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 ,其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 ,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 无论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 ,还是从民族、语言的视角来看 ,藏彝民族走廊的情况都相当复杂。直到现在 ,这一地区对许多研究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的人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民族走廊的研究 ,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的意义。”②除了中亚及我国北方草原文化以外 …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论民族地区社会道德价值观共融

在民族地区中,审视和处理民族间社会道德价值观问题,既是一个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关乎国家利益、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本文以社会道德价值观共融为视角,探讨民族地区社会道德价值观特质,为民族地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释“息”

本文主要就几本工具书中的"息"的解释进行了分类,得出一共有两个"息"字:一个是基本义为"呼吸",并由此引申出"蕃滋"、"子女"、"利息"等诸义的"息";一个是表示古方国名和娃的"息",它们是同音字,并且指出这种同音关系是一种偶然,二者之间没有联系.还简要分析了"息"与"媳"、"熄"、"癔"、"螅"、"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