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方公债管理与我国地方政府举债预研

举债权是分税制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财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我国地方政府举债权,既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也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必然选择,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美国地方公债信用管理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使我们可以在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设计、举债之法律与政策规范及举债的监管等方面来预研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基本框架。     

地方公债制度建立探寻

目前 ,尽管我国有关法规只允许中央政府举债 ,即国债 ,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不管是来自正规渠道 ,还是非正规渠道 ,普遍存在大量债务。地方政府公债是国家公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债权是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 ,我国建立地方公债制度已有可行性。设计地方公债制度 ,包括地方公债监管制度 ,地方公债发行和偿还制度 ,地方债款投资项目和风险防范制度。     

关于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若干思考

在目前我国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已经以"多元化融资"等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可见,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已成为目前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地方政府拥有发行公债的理论依据,我国也已初步具备了发行地方公债的现实基础,在现阶段发行地方公债并不必然引发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膨胀,适时地赋予地方政府合法的举债权,应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必然选择。     

刘尚希撰文提出：不能把乡镇的功能定位在为城市服务

相关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7．2％。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特别是县乡级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低。这说明我们的分税制在明显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收支不平衡等问题。     

"理性政府"及地方政府举债问题探析

政府债券已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的重要形式.根据我国预算法的有关规定,政府债券的发行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无权发行政府债券.中西方在地方政府举债权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试图运用"理性政府"的有关理论来分析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及其后果,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地方政府举债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重庆发行市政债券的可行性研究

市政债券作为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为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作用在国外已取得巨大成功。目前,在我国要求赋予地方政府独立"举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文章立足重庆,浅析发行市政债券的必要与可行,提出突破发行市政债券的限制的建议,供政府决策参考。     

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解释视角

财政权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享有的法定权利.一级政府享有相对平等和独立自主的一级财权,这是影响乃至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多次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较为自主的财政权.但是,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获取的财政权又是严重不均的,出现了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现象.而这是导致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的重要制度根源.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实证分析——基于KMV模型对四川省地方债风险评估

地方政府债券(以下简称地方债)是地方政府依据当地经济发展及资金需求状况,在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前提下,向社会筹措资金的债务凭证。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从而依赖举债投资,债务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四川作为全国发行地方债规模最大的省份,2013和2014年为其集中偿还期。本文运用KMV模型对四川省地方债是否存在违约风险进行评估,并对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指出,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券在2014年不存在违约风险,且四川省发行三年期债券额在财政收入的20%以下时,不会出现违约风险;发行五年期债券金额在财政收入的45%以下时,不会出现违约风险。     

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官员经济激励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涌现与地方债务危机快速膨胀现象,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将其产生的现实动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公共财政体制;二是以 GDP 为中心的晋升锦标赛式的官员考核机制.然而,仅有这两方面因素的解释力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地方官员组建融资平台借债搞建设的经济激励因素.经济激励的效果包括扩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个人通过腐败来谋取私利两个方面,而地方官员的经济激励已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涌现与地方债务危机快速膨胀的重要现实动因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出路思考

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累积和迅猛增长,已成为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并已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埋下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隐患.究其根源,既有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又有现行体制下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的因素;既有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又有地方"政绩工程"和管理缺位的促动.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必须切实做大地方财政"蛋糕",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范围,规范财政管理,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防范体系和激励机制.     

关于乡镇负债和农村金融问题的思考

(一)乡镇负债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各界认识也比较一致,笔者仅就这个问题谈四点:首先,目前基层政府困难的本质原因不是因为取消农业税。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突破20000亿元,区区400亿元农业税的取消不会对政府的运转形成威胁,问题出在财政体制不顺,即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被中央和省级政府拿去了,剩下的30％还被市级政府分享一部分,县、乡两级所得无几了,而县以下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的提供却要县乡承担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探析

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然基本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未理顺,由此成为导致省以下地方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创新我国财政体制,在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级次下明确界定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以及相应的财政收支范围,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最终保障各级政府行使职能的资金需要,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发行市政债券必要性与可行性之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机制改革的深入,是否应授予地方政府一定举债权(即发行市政债券)的问题被摆到了议事日程。无论是从经济学原理,还是从金融与财政角度,地方举债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究竟是否可行,还要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一旦发行市政债券,就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风险防范与运行机制,以平衡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确保政府信誉。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与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化解策略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制度安排的产物,也是我国泡沫经济产生的基础性因素。地方政府公司化引发的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安排之间只有事实上的联系,而没有逻辑的、必然的对应联系。未来应该维持中国这个特有的竞争制度优势,同时也要通过中央地方就财权和事权的改革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强大的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特殊的举债融资机制下,即使偿债率、债务负担率等指标不高,也可能因泡沫经济破裂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为了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管理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尽早斩断可能引起泡沫破裂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纽带,事先排除隐藏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中的各种"隐形地雷"。     

土地财政动因与效应分析

土地财政收入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财政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土地财政收入在繁荣我国地方经济、推进城市化进程、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制约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了贫富差距,积累了财政与金融风险,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应该从完善体制入手,规范土地财政行为,规避风险,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内在逻辑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标志之一,是政府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服务不均等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具体体现在生均经费、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现行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间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不清、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为此,迫切需要理顺地方政府间关系,如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赋予地方财政一定的财权、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以地方债发行为视角

《预算法》的实施为地方举债提供了法律依据,进一步拓宽了地方财权,但授权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发行进行诸多方面的控制,不仅导致地方举债依赖国务院的行政决策,而且容易引起地方债发行的软约束。在地方缺乏财政自主权的现状下,中央对地方债偿还实行不救助原则明显存在权责失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是地方财政自主的前提,而地方完整的举债权源于财政自主。以《财政基本法》的制定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而实现地方自主举债,由此地方才能独立承担偿债责任。地方举债规模应由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转为规则限制,并以《公共债务法》规范地方债发行权责。     

我国“三农”财政的法律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三农"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完善"三农"财政法律制度日益迫切。在财政体制方面,应当完善"三农"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法律制度,健全财权划分法律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保障地方政府支持"三农"的财权和财力。同时,还应当完善"三农"财政投入管理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建立"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三农"财政投入宏观决策法律制度,建立职能分离、分工制约的"三农"财政投入管理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