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既规训了延安文艺的路向,也生产了具有政党意识的“知识”,即新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开始让位于政党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而以整风运动为肇始的、新的文艺生产机制的生成过程,也印证了权力与知识生产之间的连带关系.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梳理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使人们对延安文艺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理性的理解.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1938—1942: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

延安文艺的建构实质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1938-1942年基本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建构.在中共开放正确的文艺政策感召下,大量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成为延安文艺的建构主体.他们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秉承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建构自己的话语平台,开展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行纯文艺理论论争,倡导引领批判揭露的文学新潮,按照自己的观念主导着延安文艺的建构,促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需要,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便让位于中共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的新阶段.     

延安美术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

延安时期文艺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对文艺思想进行建构的背景下形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确定了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文艺批评中的独尊地位。对于延安美术界,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经历了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马蒂斯之争”、对暴露黑暗思潮的批判、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整风后的美术意识形态批评五个重要过程。延安美术的意识形态批评依然可视为文艺批评,却蕴涵了政治批判。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对人民大众起着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也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更成为“臭老九”。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被扭曲了的,这与实际生活一样,都只是揭露批判的对象。建国以来,当然也有些作品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那就是五十年代出现的《青…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培养

重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搞好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时,还举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成因及其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在延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展现了其来源面广、背景复杂;层次较高、聚集大批专家学者;思想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弥补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缺陷,初步实现与工农群众结合;改变阶级属性,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以及实现各界知识分子大团结等的鲜明特征.     

托马斯·班德：《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知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是如何从与“公共生活“的密切关联中孤立出来的?业余研究者与公共学术讨论是如何被排挤出现代学术体制的?知识分子是否必须脱离“公共文化”才能有效地从事学术研究或审美活动?他们有无参与公共生活的义务和必要性?     

直面农村 聚焦农业 关注农民(上)——乡村语境里的三个学者

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现实并不是完全隔阂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农村子弟。如果不是高考改变了命运，他们说不定还会像父辈一样通过耕种来养家糊口。乡村是他们的情感寄托，也是他们安放良心的地方。但是，书斋与乡村毕竟还有一段不小的精神距离。热衷于“草根话题”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把农村当成了一种话语工具而已，一些以“本土文化”为资本的学者，用学院派的优越感来大谈“三农”问题，用一大串新名词来定义农村和农民生活。他们一反上一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政治姿态，而是强行将“三农”纳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仅是一个方法…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论延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为先进和活跃的力量,是党和国家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劲动力。延安时期,我党高度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灌输教育法、实践教育法、榜样教育法等多种方法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储备了一批先锋队伍和中坚力量。新时代要对延安时期改造青年知识分子方法进行合理借鉴,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以推动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迈上新的台阶。     

论赵德发小说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乡村知识分子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及精英知识分子关注的盲点.赵德发从一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呈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真实和精神场域的真实.他从文化与人生方面关注乡村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书写他们的身份挣扎,书写他们带着隐痛与坚韧的生存困顿.他能通过乡村知识分子虽卑微却又执着存在着的良知、美德和坚韧,使作品中潜藏着人生飞升的希望.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经历了由潜在的化大众的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延安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并在同工农相结合的改造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

张炜的知识分子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张炜以“业余者”与“流亡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对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土野蛮”与“洋野蛮”,他清醒地洞察到封建专制思想与商业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两大阻碍力量;张炜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批评,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现时代具有前瞻性意义.     

孤独高贵的边缘人--关于西方知识分子观念

知识分子是个古老而长青的话题,太多的沧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灵性,往往都和他们结伴而行.本文通过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责任、精神等层面的观照与厘清发现,西方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特立独行,清高自傲,甘愿做他们所处时代与社会的边缘人,冷静地看待周围的一切.     

论何其芳的双重痛苦与双重失败——纪念何其芳诞辰一百周年

何其芳是一位著名诗人、散文家,早期曾以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驰名文坛,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为毛泽东文艺理念的忠实实践者,是20世纪文化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但他的领袖崇拜与人格缺欠给他带来双重的痛苦与双重的失败.     

破三关

当我们深入生活、深入基层的时候,总会向自己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好好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点真诚的心愿。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里,对如何“打成一片”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任何工作人员(首先是其中的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用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和群众,使群众感觉到你是他们自己的人,使他们感觉到你是把心交给了他们,就是说,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少奇同志说的是工作人员,可是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决心改造自己,参加劳动锻炼的党内外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用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听起来不难,做起来呢,可就不是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