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

儒家伦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其中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如：仁爱、仁义原则,贵和、和谐原则,惠民、富民原则,重视教化原则等。此外,重视对为政者即管理者的道德管理,即重视对为政者的道德人格要求,重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是儒家道德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信是个人修身立德之本,是与人交往和从事职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关键。儒家诚信思想具有情感性、等级性、道义性、自律性的特征。应当充分认识儒家诚信思想的内在价值,促进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培育公民的诚信人格;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 “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但是在帝制时代,儒家道德思想被改造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沦为帝制统治的工具,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初衷。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原因,并探讨了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建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意义。     

从“普遍规约”到功利主义——黑尔对功利主义的导出以及在处理实际道德冲突上的困境

黑尔通过对道德判断的逻辑属性的分析,企图推导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借此解决实际道德冲突。他的路径是通过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性"推出功利主义的原则,并认为他的功利主义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道德冲突。然而,这种功利主义进路却无法解决对少数人之"权利"保障的问题,亦并非是人类对"平等相待"最期待的一种解释。所以,黑尔的学说在规范伦理学层面上的突破,最终是有限的。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兼论儒家文化思想上的独尊性与唯我性

陆贾新儒学思想秉承了先秦儒学中的文化独尊性与惟我性一面,以儒家"仁""礼"思想为本,对汉代文化思想建设提出了与法家相一致的具垄断性特征的意见。与法家不同的是,陆贾秉承的儒家独尊性传统,是以"礼"为中心的、至上的道德本体论为形式,它具有更为思辨的内容。通过分析先秦孔、孟、荀在文化思想上所蕴涵的惟我性传统与内涵,认为以陆贾为中介,奠定了汉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基础。     

试论公羊学“经权”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经权说是公羊学思想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指的是既守经志道,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即在常态下守经,在变态下行权。这种灵活的变通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化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思维,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大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诚信观与高校的内化教育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诚信思想又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的诚信行为标准,一方面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公共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个体道德的内化规范,诚信的伦理德性在于养成与建构。     

论刘克庄诗人主体论的道德化倾向及其他

刘克庄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评判诗人诗作的首要标准，关注诗人的品性气节和道德修养，强调忠爱仁义、孝敬谦慎等品性对于诗人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他的诗人主体论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一标准的形成虽然有着时代政治文化的根源，但显然并非合适的文学批评标准。另外，刘克庄还把气魄力量、书本学问和静定心态也看作是诗人必备的素质条件，追求雄大、广博和平和的良好状态，虽自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浅谈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儒家仁学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历经深沉积淀、潜移默化后,与我们的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已融为一体。在提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儒家仁学思想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儒家仁学思想中蕴含的道德资源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契合的,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中传统道德观的超越。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青年德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德育，其德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于我们加强当代青年道德建设，为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做好青年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和理论基对。     

儒家道德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启示

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追逐,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令人堪忧。儒家道德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宝贵的精神资源。从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入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这不仅对培养人民群众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良好健康的引导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与每个国民的切实利益息息相关。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