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子兵法看生活

孙子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在讨论“知胜之道”时，认为贤能的将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不仅要了解敌人，还要了解自己；不仅要懂得天时，还要懂得地利。也就是说，必须把敌我双方的情况搞得非常清楚，才能下定战役决心，选择好战役的突击方向，这样的“知兵者”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打起仗来绝不会感到迷惑，采取的作战措施一定会变化无穷而不困窘。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几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法律的内外品性决定了现代社会需要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确定法律的二元划分，确定程序法治的地位，确定司法组织必要的独立性，并且不能误用法治的功效，要正确看待法律的局限性，要弱化任何个人的权威。     

人民群众的服从认可：政党权威存在的关键——读恩格斯的《论权威》

《论权威》中恩格斯认为权威是强加的意志并且以服从为前提；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权威与自治是辨证关系，绝对权威和绝对自治是不存在的。政党权威的存在关键是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服从。认可服从是权威长期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人民群众是权威存在和延续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政党权威需要从人民群众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所以，恩格斯的权威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法官魅力与司法权威建构——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考察背景

马克斯·韦伯经过系统论证，从合法性角度提出三种权威类型，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权威是我们的治国理念，也是司法遵循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容忽视，它会动摇法理型权威的根基。因此，必须在法理型权威中整合进个人魅力型权威，即加强法官个人魅力的建设，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司法权威的实现。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几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 ,法律的内外品性决定了现代社会需要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树立法律的权威 ,必须确定法律的二元划分 ,确定程序法治的地位 ,确定司法组织必要的独立性 ,并且不能误用法治的功效 ,要正确看待法律的局限性 ,要弱化任何个人的权威     

从“人的需要”看“以人为本”的落实与未来展望

“以人为本”立足于人的本性，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的需要是它的立论之基。我们认为要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各类实践活动满足现实个人生存、发展的各项需要，这也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落实。并且，“以人为本”是对“需要异化”的扬弃，在它之中包含着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就社会理想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就个人发展样态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党员教育要体现时代特点

党员教育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必须紧紧围绕新时期党建工作总目标，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必须科学合理设置教育内容，做到先进性与实效性有机统一；必须切实改进党员教育的方式方法，做到灵活多样；必须建立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机制，形成一个有序的教育工作格局。     

高淳“三个创新”促帮干部廉洁

当前，要促进反腐倡廉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强化融人意识，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各项工作放到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去把握，做到监督而不干扰、到位而不缺位；必须转变思维定势，从过去侧重研究“从职能出发能做什么”．转变为“从经济建设大局考虑需要做什么”。为此，全县在帮助干部防范腐败上重点要做到“三个创新”：     

幼儿园教师的需要调查及启示

幼儿园教师的需要调查及启示刘云艳一、调查目的９０年代幼儿园的管理，非常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因为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直接关系到幼儿园保教质量提高的因素。但是，在现行幼儿园的管理中，不少园长单凭个人权威与经验指挥一切。其结果，一些师资、园舍设备、经费...     

论宋鈃、尹文学派的逻辑思想

一、“因”的认识论原则和形名说的唯物主义观点宋尹学派从他们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认识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心术上》说: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是认为,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是不同的。前者是“所知”,是“彼”;后者是“所以知”,是“此”。同时,两者又必须统一起来,认识客体需要认识主体,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论上的重要思想,启发了以后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家。至于“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明确提出要把认识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就更富有启发意义了。显然,     

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的哲学思想探微

彝族哲学思想存在于彝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在有关支格阿鲁文献、口头流传等文化里蕴藏着古代彝族宇宙自然的和人类自我的许多哲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公共政策的社会观基础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社会现的视角──审视了公共政策。因为在过去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中，我们无法看出各个政策的重大区别，而事实上它们在是否符合人性的需求，充分考虑民意的基础并有效促进了人民的自由与福利等方面是有着重大区别的。本文将公共政策界定为是一定的权利中心在众多备选的计划、规划或可行之行动方案中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对选择的社会观基础进行考察，社会观影响到了人们对待集体行动的态度，进而又影响到社会秩序观。而持有不同的社会秩序观的人对公共政策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最终得出好的公共政策的基本的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和方略

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国有企业人的素质问题凸显出来。如何正确认识国有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历史差距;客观分析国企员工的基本素质,从求实的角度探索其开发的重点和方略,应是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当务之急。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     

“明示”与“默示”——康德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同“划界”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均以划界为首要任务。康德的划界是明示的、外在的,而维特根斯坦的划界是默示的、内在的。这种差异根源于二者不同的逻辑方法。康德的先验逻辑既关涉形式,又关涉内容,所以在界限之外也有所说;而维特根斯坦的数理逻辑只关涉形式,所以惟有沉默。     

关于我国开放式基金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 ,由于开放式基金是一个新生事物 ,试点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充分考虑这些情况和问题 ,对保证试点的成功大有裨益。基金管理公司首先要确定重点营销对象 ,动员他们积极申购 ,这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其次要加强营销体系的建设 ,逐步建立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赎回压力又迫使他们要注重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进行流动性管理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总则》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定位,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公益性法人和捐助法人,并将其区别于宗教团体法人,这样界定有诸多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成立条件中,《民法总则》允许具备法人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但并未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为法人。其治理结构应设有法人机关,包含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机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享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但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对其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同时,在宗教事务中,其需要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