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视角看礼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从历史的观点看礼教,造成了对礼教的误解和反感,影响至今。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儒家礼教的现代转化

封建礼教"吃人"这种说法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前现代礼教形态的批判。而儒家礼教的真正内涵乃是遵循一定生活方式的生活行事本身的秩序、节律去制礼以教,从而创造、建构起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社会主体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旧礼教之所以是"吃人"的,就是因为基于前现代生活方式制作的旧礼教所建构起来的集体性家族实体和等级化的生活世界都吞噬和压制着个人。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制作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宜的新的礼教形态,从而建构起个体的主体性和现代生活世界。如果说旧礼教"吃人"的话,新礼教则旨在"成人",成就个体的主体性,进而成就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生活世界。     

中国古代入室脱鞋的习俗

中国古代入室脱鞋的习俗历史久远，这既是出于居室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它也已经成为礼教化的组成部分。入室脱鞋习俗的形成后绵延至今，并深远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成为汉化圈化习俗一个重要特征。     

“穿耳”的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

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透视《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一个极端的论断。吃人是悲哀的现实,又是普遍的事实。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是吃人的罪魁祸首,它吃了人,人又吃人;它直接吃人的灵魂,间接吃人的肉体。     

父子之伦尊卑之义——清末修律中的沈劳之争管窥

清末围绕新刑律的修订有一系列争论,张之洞之后,以传统明刑弼教原则对修订法律馆刑律草案进行反驳的代表为桐乡劳乃宣.在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以上谕的形式为新刑律草案规定了礼教与宪政的双重约束.在此前提下,沈家本与劳乃宣实无可能以礼教派与否来分别.以劳乃宣措意的“亲属相殴”条为例,本文认为沈劳之争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刑律正文中是否严格按照服制明定等差.这是信奉旧律原则的劳乃宣真正关心的地方,也是沈家本不愿由为说辞加以辩解之处.     

论女书中的礼教思想

明末到民初时期,湖南江永、道县等局部地区的女性,虽然不能走进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但其所学习的女书中含有社会要求女性应遵循的守节、礼仪和孝道等封建礼教思想.这样女书学习在满足女性的教育需要和教育权利的同时,又把女性培养成符合封建礼教所需要的社会女性,成为守妇道、合礼节、有孝顺的妇女.     

新文学礼俗批判之理性思辨

礼俗批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在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下,启蒙精英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以及诸多生活习俗,积极进行价值重估,力图破旧立新推进现代文明进程。为此新文学作家描写大量受礼俗禁锢的庸众,以及大胆冲破藩篱的新青年形象,把批判礼俗当成"个性解放"的必经之途与接受"现代意识"的重要标志。但事实证明:用恶俗做论据去批判礼俗,这是启蒙精英误读礼俗的生动表现,也使大量新文学作品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论中国近代家庭的"道德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诸多"革命"中,家庭的"道德革命"首当其冲.近代的新学家们首先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和揭露,进而对"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尽管中国近代家庭"道德革命"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自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缺陷,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论汉代妇女贞节礼教的定型

两汉时期妇女贞节礼教趋于定型,具体表现在礼学和女教著述的涌现、宣扬贞节的理论严密而系统、政府对贞节干预的常规化、以及女性恪守贞节行为的增多.在礼教的推动下,两汉女性贞节观念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淡薄到强化的过程,至东汉后期贞节观念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汉代的贞节礼教无论在贞节理论、宣扬贞节的方式以及女性恪守贞节的行为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性与思辨——《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对话体探微

《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都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来记载大师们的言论思想。本文在比较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试从中西思维方式、民族文化传统、世界观、哲学观等方面探析产生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这对于了解中西差异,把握对话体特性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传统"无讼"思想的再思考

“无讼”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个永恒理想。古人为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出一些有效途径。传统的“无讼”思想尽管有其明显的弊端,但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看,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传统“无讼”思想,汲取其精华,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儒家礼教与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男权统治的建立和加强是其主要原因,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礼教所提倡的妇德是以维护男权、维护父系的宗法利益为出发点的的,妇女政治地位的失落大致是与儒家礼教的正统化同步的。儒家妇女价值观通过其传承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古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关系重大。     

“操守完美”的殉道者——民初言情小说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比较

出现在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柔弱善良、谦卑忍让的贤女良妇,她们背负着沉重的礼教重荷,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相比,她们缺乏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叛逆精神,既无勇气维护个人的权力,更无力量去和命运搏斗。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近代开放的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困惑与痛苦。     

童子习礼:明代社会中的蒙养礼教

明代社会的儿童礼教是一个攸关儿童个体、家族与王朝治道的重要问题,通常在家庭、社学中广泛展开。儿童所习家礼、乡仪、学礼虽多取自先儒经典,但无不依照儿童心智做了通俗化转换,呈现出诗礼交融、相辅相成的社会礼教景观。明代儿童习礼的普遍性、日常化进一步促进了儒家礼仪的庶民化。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

张之洞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论者以之为囿于"中体西用"说的表现,往往有顽固保守之评.不过若仔细检视其事及其主张,不难发现张氏反对的内容其实相当有限,其主旨显然不是要全盘推翻草案,而是在效仿西法、收回法权的同时亦可维持守约式的礼教.然而庚子以后尊西趋新之风极盛,加上商约条文放大了收回法权的愿景,不但传媒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新刑律,就连朝廷对张氏的诉求也阳奉阴违,核订新刑律实际秉持"完全以世界为主"的宗旨.可见张说在清季最后几年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不能为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从"言情"到"社会言情"——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艰难跋涉

中国言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对"情"与"社会"的描写在小说中经常是不协调的,往往是重视"情"的时候忽视了"社会",而重视"社会"的时候忽略了"情"。妥善解决二者关系并处理好分寸的便是民初小说家李涵秋,他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作为贯穿小说结构的纵横两线,解决了言情小说忽视对社会正面描写的弊端和社会小说缺乏一根贯穿始终主线的缺点,开创并完善了社会加言情的小说写作新概念,集晚清和民初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社会言情小说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