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一个老头儿不容易

<正>饭桌上,一位朋友颇有感触地向我转述了他父亲的一句话:活一个老头儿不容易。他的父亲在农村。初听这句话,我就被这个农民父亲的睿智与哲思打动了。这句话里不仅包含了生存的酸辛、世道的艰难,还包含着心灵的痛楚、身体的疾患,所有人生的坎坷与不平尽在其中。的确,人生如草芥,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不论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论是生活之中的还是生活之外的,任何一丝意外都可能折断我们生活的羽翅。我们顽     

祖父的精神影响:鲁迅成长中的家族因素

鲁迅的祖父在人生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成长中的鲁迅的精神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其人生高峰期,他在为童年鲁迅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与精神空间,将其置入传统文化境域中的理想生活状态的同时,通过经典引导童年鲁迅进入传统文化和小说艺术世界并与之建立深刻稳定的关系.而科举成功使鲁迅祖父实现传统文化境域中的人生理想,对成长中的鲁迅具有巨大的激励和召唤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确立或规定了鲁迅后来的人生理想与方向.在其人生低谷期,他深刻反思家族、家庭与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恒训>引导处于人生转折时期的鲁迅认识人生,进入社会并与社会建立关系.在其生命后期,他一改此前个人坚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在时代面前"退让"的方式接受或肯定鲁迅全新的人生选择,对鲁迅后来的个人行为方式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明清山东基层士人生存状态初探——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期以后,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方式因受到商品经济冲击、自身群体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显著改变。不同家庭出身、人生遭际、学养修为的基层士人应对生存的压力和考验做出了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明清之际以山东地区为创作背景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中所勾画的大量基层士人的形象为深入了解当时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较为生动、具体的文学史料。     

艺术语言的活法和语法的定法

艺术语言的活法和语法的定法是一对矛盾体，它们的逻辑运思不同。前使用情感逻辑，后运用理性逻辑，因而活法与定法的言语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个体创造性与整体约定性、短暂流动性与永恒稳定性和表里相异性与表里一致性。活法与定法又统一于语境中。定法是活法的基础，活法是对定法的超越，定法与活法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走到有风景的窗口

人生重要的不是所处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个夏夜,母亲在地里干完活后回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刚走到卧室门口,她便疼倒在地。她撕心裂肺的叫声唤来左邻右舍。大家七手八脚将母亲抬上床,又找来一个据说经验丰富的产婆,为母亲接生。父亲对于母亲的这次怀     

逼仄空间里的生存风景--解读白天光长篇小说《女人在树上匍匐前进》

<女人在树上匍匐前进>是一部长篇幽默小说,作者有创见地以喜剧的形式展示了一道具有悲剧意蕴的生存风景.女人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乐观坚强,男人虽拥有广阔的天地,却失去了人生福祉成了生活的陪衬.猎猎高扬的欲望旗帜下,托起欲望的性别正在逐渐消失.女人在痛苦中幸福,男人在愉悦中失落,两性的生存真相直接抵达的是人类学的命题.     

美丽的天堂之路

一本名为《父亲对生命的最后倾诉》的新书面世了,书中记录了作者张小木在父亲人生最后两年中与她的心灵对话,以及父亲在日记里抒发的对人生的感悟。在这场特殊的对话中,女儿以朋友的身分走进了父亲真实的内心世界,让父亲安详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生存的"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的"生存"——对克尔凯郭尔个体生存论的概念诠释

个体生存论是克尔凯郭尔的基本哲学思想,个体生存论思想的形成缘于对思辨哲学体系的彻底批判以及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单个的人”和“生存”是个体生存论的核心概念。“单个的人”就是由激情的内向性和不断生成的主体性所构成的生存性存在,成为一个单个的人应该是人的生存目标;“生存”是对人的生存性结构的描述,即人是一种关系,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暂时以及自由与必然的综合,“生存”就是人实现自我本真存在的过程,包括人的自我参与、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的三个阶段即审美人生、伦理人生和宗教人生,表现了人生选择的三种层次或境界,人在这三种层次间的挣扎与决断,表现的是人的生存辩证法。     

面对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不同人生选择——哈姆莱特与孙少平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哈姆莱特与孙少平进行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两个人物不同的命运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生存观，哈姆莱特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他的悲剧命运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类无法摆脱命运安排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孙少平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奋斗者形象，他的奋斗历程则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知其不可而为之...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歧路灯》中谭绍闻人生浮沉的心路历程

中国古代小说中转变型人物形象的描写是一大薄弱环节,而李绿园的《歧路灯》在此方面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小说的主人公谭绍闻,在其人生历程的几度浮沉中,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了儒家思想与不良社会引诱在其思想行为中的激烈抗衡。谭绍闻带着幼时的正统教育,在懊悔与自责中陷入了人生的歧途;又在父执兄长的帮助下,拔出泥沼,浪子回头。小说成功地展示了一个成长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曲折的心路历程。     

贾宝玉惧父心理的文化透视——贾宝玉论之五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在小说中,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贾政下狠手暴打贾宝玉,由此更加深了宝玉内心深处的惧父意识。分析这种意识,可以看出父权文化、文化父亲形象在小说的中反映。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贾政代表着现实生活,执着地实践着、追求着这样的生活,也希望家族的继承人宝玉能够完成这种实践和追求。然而宝玉向往着诗意的梦幻生活,拒斥着现实生活。父子的冲突也就以各种方式发生了。种种冲突也就积累成宝玉的心理障碍,使他拒斥、疏离自己的本无恶意的父亲,使得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日渐疏离淡化甚至绝迹,而贾政也只有固守着自己习得观念、价值,整天价端着个架子那样疲累地活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父子二人而言,都不无悲剧的意味和殉道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同情,需要理解。     

天人合一的文化地标——从赵宧光寒山轶事折射太湖文化精华

宋皇室后裔赵宧光买山葬父,隐居寒山数十年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太湖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线索。在赵宧光的出身及其隐逸文化的背后有着南渡文化的深刻背景,以此为文化地标,由宋室南渡追溯到泰伯奔吴,当可寻找到破解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异同、吴地文化缘何由尚武转变为崇文以及＂天堂＂的由来和蕴意等等诸多谜团。＂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主张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提倡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下赢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当代人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呼应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人格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兼爱思想,检讨了现代文明中人欲横流的人格缺陷和＂战天斗地＂的畸态文化,标志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太湖地区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加深广意义的文化地标。     

辨析对《论语》中“孝”的误解

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的思想;在回答如何做到“孝”时提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论断。有人由此认为,孔子提倡的“愚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压制了子女的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子女的发展。本文试图诠释《论语》中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消除人们对其中“孝”的误解。     

康有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墨子与其他先秦诸子一样被纳入研究视野.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由于墨子是春秋时人,康有为不仅要让他成为战国人,而且要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那样界定墨子与孔子的关系.这使墨子的位次排列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既不让墨子在孔子后学中占据显赫位置,又不让墨子失去与孔子争教的资格,成为康有为的当务之急.     

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中兴四大家”之一;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绍兴二十年（1150）,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此为两人交往之始。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隆兴年间,周必大贬归庐陵,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二人在家乡相见。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由是分别。其后,两人各自宦海浮沉,甚难相见。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逝。绍熙五年（1194）,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1204）去逝。在晚居庐陵的十几年中,他们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老”。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