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支付再反思

杰克·古迪（Jack Gooay）和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名著《聘礼与嫁妆》，其框架有助于提出分析婚姻及相关社会经济过程的新的基本理论概念。文章从财富（wealth）和消费品的一系列分析性概念出发，从支付、礼物、遗赠和遗产可辨差异的跨文化理解出发，对该书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我们知道，支付是将权利转换成资源的一种方式，礼物是稳固和加强同盟关系的一种方式，而遗产是界定财富持有群体、确立人口力量的工具。这些变量并不重叠，它们的特性具有跨文化的效力。如果将与婚姻相关的资源转让放在这些不同的范畴当中，人们就可以做出某些分析性的概括。因此，对于跨文化分析而言，为了避免在共同对话层面出现混淆，清晰描述社会过程的这些维度就很重要。除讨论聘礼与嫁妆的特性以外，我们还指出古迪对这些转让的描述并未促进我们的理解。比如，我们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婚姻存续期间的遗产继承归类为嫁妆、礼物抑或支付。另外，他的“间接嫁妆”概念会在民族志上产生误解，因为这个概念既结合了来自一方的礼物和来自另一方的支付，又结合了来自一方的资产（wealth—assets）和来自另一方的消费品。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村落的婚姻问题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的婚姻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的仁和村、伊沙拉村、庄桑村，在结婚年龄、村内婚与村外婚、随夫婚与入赘婚、聘礼与嫁妆等方面都随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的改变，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教堂门口的五次婚礼——从巴斯妇人看英国中世纪女性财产权

婚姻是中世纪社会财富的重要转移途径之一,其中的嫁妆、亡夫遗产和遗嘱遗产均实现着社会财富的转移与增值。婚后,丈夫掌管所有财产的使用,包括妻子身体;法律上,夫妻双方的财产各有其主。丈夫去世后,家庭财富按照原来设定的婚姻协议进行,妻子除了取得原来的嫁妆之外,还有亡夫遗产等。对于经济地位较高的寡妇来说,丧偶可以说是一次重生。此文以《坎特伯雷故事集》对巴斯妇人的描写,详细考察了中世纪女性财产权,并借助财产权了解女性地位的微妙变迁,揭示巴斯妇人教堂门口五次婚礼的深层意义。     

农村高嫁妆及其再生产机制研究--基于福建省晋江市C镇的经验分析

高嫁妆构成闽南农村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考察发现,不同于传统习俗,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高嫁妆是当前社会结构下农民婚姻实践的产物:农民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明显的经济分层构成高嫁妆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农村妇女的依附性地位为高嫁妆再生产提供内在动力;农村父母主导的本地通婚是高嫁妆再生产的社会载体。晋江农村的高嫁妆实践打破了“彩礼—嫁妆”的婚姻交换框架,具有相对独立于彩礼支付的功能性意涵,它提升了妇女在夫家的地位但没法改变妇女依附夫家的地位,也将贫穷阶层的女儿排斥在本地通婚圈之外。     

“茶礼”与“聘礼”

茶曾是中国传统婚礼中重要的聘礼,谓为“茶礼”。本文考察了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我国众多民族和广大地域普遍存在的茶礼习俗;认为茶礼的形成、盛行与延续,与周代以来婚姻聘礼融入的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期望和求吉心态相一致,这是茶礼风行的最根本原因;指出聘礼虽导致了婚姻论财陋习的出现,但不能忽视聘礼的社会意义而将“聘娶婚”等同于“买卖婚”     

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的变化——以湖北A村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集体化年代嫁妆极其寒酸；20世纪80年代，嫁妆的传统样态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档物品进入嫁妆。与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相反，其文化意义却基本稳定。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土家族嫁妆变化的实践深刻启示着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社会的关系构建。     

聘礼现象的文化透视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订婚时都要送聘礼,主要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达对女儿的养育之恩.聘礼有多种形态,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消费结构、经济类型和传统文化特征.聘礼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能体现不同的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等社会文化功能.     

《诗经》“薪”意象与婚爱关系的文化解读

“薪”是先秦时代一种重要的婚姻聘礼。它在《诗经》中不仅显示其作为聘礼的功能，更多的是由此引发出诸多相关的喻义，如以析薪伐薪来表达性爱，比喻求偶，以束薪代表妻室，比喻男女合和与夫妻关系牢固等，从而成为婚爱的隐语。而这与上古人民的植物崇拜、巫术崇拜、社会生活实践等有密切关系。     

情侣靠右单身向左

“从前有一个心地善良的贵族，他的妻子因病去逝，抛下他和他的三个女儿。这个贵族尝试了不少发明，都失败了，但也因此耗尽了钱财，所以他们不得不搬到一家农舍里生活，他的女儿们也只得亲自烧煮、缝纫和打扫。一晃几年过去，女儿们陆续到了出嫁的年龄，父亲却变得更加沮丧，因为他没钱给女儿们买嫁妆。一天晚上，女儿们洗完衣服后将长统袜挂在壁炉前烘干。圣人Nicholas知道了她们父亲的境况后，就在那天晚上，来到她们的家门前。他从窗口看到一家人都已睡着了，同时也注意到了女孩们的长统袜。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三小包黄金从烟囱上一个个投下去，刚好掉在女孩们的长统袜里。第二天早上，女儿们醒来发现她们的长统袜里装满了金子，足够供她们买嫁妆了。这个贵族也因此能亲眼看到他的女儿们结婚，从此便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后来，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继承了悬挂圣诞袜的传统。”谁都明白，最早的圣诞节，其实是与爱情无关的。而今天，我们只讨论与圣诞节有关的爱情。     

人生的抉择

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做得对，因为弦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岩；有人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没法死而复活．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论婚约彩礼的返还

婚约并非以结婚而是以婚姻关系为目的,是未婚男女对婚姻关系的预先约定;而彩礼是男女双方按照婚约习俗以婚姻为目的由一方交付给另一方的财物。《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彩礼返还进行了规定,但其法理根据不足。彩礼返还以婚约解除为条件,但应考量两个因素：一是过错因素,对婚约的解除或不解除有过错的彩礼给付方丧失彩礼返还请求权;二是婚约期待期,婚约期待期以结婚后八年为宜。     

婚约、彩礼纠纷的法律问题研究

自古,婚约、彩礼的现象在我国就普遍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通过界定婚约、彩礼的法律属性,分析我国目前婚约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     

现代化话语与当代土家族彩礼的变化——以埃山村为例

在国家的现代化话语影响下,土家族彩礼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表现为:集体化年代以基本生活消耗品为彩礼;20世纪80年代,奢侈品渐入彩礼;20世纪90年代以来,彩礼发生了从实物向现金的转换,且数额一路飙升。与土家族彩礼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相反,彩礼的文化意义却基本稳定,即:使婚姻契约生效,联络姻亲关系,检验新郎诚意和帮助新郎实现身份转变。现代化话语与土家族彩礼变化的实践深刻启示着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社会的关系构建。     

和谐新农村构建中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分析

彩礼和嫁妆作为农村婚嫁习俗的产物流传已久,专家和学者对其嬗变过程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颇多,弊多利少是多数人对其社会功能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从现今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视角分析,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在和谐新农村构建中直接或间接的得以体现。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的婚俗变迁——以新疆昌吉地区哈萨克族婚礼的变迁和融合为例

哈萨克族在其游牧生活中的婚俗活动丰富多彩、别具特色,踏水礼、彩礼、婚嫁仪式歌、刁羊和姑娘追等是其传统婚礼的基本习俗。随着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婚俗在时间、彩礼、婚宴和交通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不断地发生着变迁。通过对哈萨克族传统和现代婚俗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认识到:哈萨克族由单一的民族婚俗文化不断地向多元的民族婚俗文化交融与发展。     

婚约财产流转之分析

婚约作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与婚约密切相关的彩礼给付行为从性质上说是一种附以结婚为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条件实际上是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为内容,在条件成就前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但并未生效。彩礼所有权在结婚之前并未发生转移,故在双方未能结婚时,均应返还婚约财产。我国相关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应基于理论分析与现实状况,参考国外立法,进一步完善婚约财产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