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国史部》史学思想初探

<册府元龟>是北宋前期一部官修类书.其中<国史部>广泛征引正史,勾勒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和发展历程,评述史家、史著优劣.将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古代史学中的成果、经验,同时批评反省出现的问题和舛误,以资史学本身发展,从而将史学纳入到正确的发展轨迹中,推动了宋代史学的繁兴.     

翰林学士与宋实录之修撰

翰林学士这一群体是宋代官修诸史的主要修撰者之一。即以《实录》而言,他们兼修国史、实录院之史职,或是主持实录的修撰,或是修撰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可以说,宋代诸朝所修《实录》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宋代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当代人能否研究和撰写当代史(国史)；国史学的属性或定性；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史学的特点、科学性或学术性；国史学研究的方法；国史研究的分期问题等方面探讨了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并对这一研究提出了几点认识和看法。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隋朝史学管窥

隋朝国运短促 ,但史学成就并非乏善可陈。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较以前诸朝进一步增强。隋朝史家既重视修前朝史 ,也重视修国史。隋朝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颇为深远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日本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

日本的史学研究机构大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明治初年由政府創办的东京大学,在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后第二年没立了史学科,1889年又增设了专以日本历史的研究、教育为目的的国史科。在史学科同国文科分科的同时,帝国大学創设了史学研究机构。从此以后,院系經常有所調整。根据1910年新制度的規定,除本国史学科外,从汉学科分出来的东洋史学科以及由史学科改称为西洋史学科的三个学科,就成为史学研究的专门学科了。     

断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宋代社会思潮的变化中揭示宋代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二是写出了宋代史学思想的新精神、新气象。但若能进一步阐发袁枢创制纪事本末体裁所具有的思想意义,或者可以使本书内容更为丰满。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元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综述

元朝历史编纂学既继承了两宋、辽、金历史编纂中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对历史编纂的认知。最能反映元朝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莫过于对前朝正史的修撰和典志体史书的编纂,这两部分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所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一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编纂思想和经验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部分。     

黄宗羲与图书编撰

黄宗羲的图书编撰思想十分丰富,在图书编撰史和图书编撰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图书编撰方法上总结出经验"条其大者","操其大要";不主门户之见;取材应该多途径并进行考订求实.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族史的编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民族史的编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局限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明显的缺陷。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通史著作的共同特征进行概说的同时,重点评述其在编撰中的缺陷,把握编撰中国民族史应当遵循历史整体性等四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使中国民族史著的编撰能有新的创新和突破。     

试论南宋图书编撰的创新与对典籍文化的贡献

南宋的图书编撰，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创新，且不管是官修与私撰，都十分重视当代史的修撰，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本文对此与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庄廷■修史考论

应廷主编《明史纪略》,是清初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史纪略》因庄氏史案而扬名,也因此而湮没。庄氏修史的直接起因是续朱国祯未成之《史概》.此书是清初史坛第一部公开刊刻的明史著作,它的遗民立场,直接导致了文字狱的发生.庄氏史案后,清初个人修史风开始降温。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