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在英语里,"龙"被翻译成dragon.在基督教文化中,dragon是恶魔的象征,是所有罪孽的化身,还有凶暴的人等含义.西方媒体还把dragon描绘成恐怖主义势力的象征."龙"落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和"龙"的英译名的贬义有关.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英译"龙",例如loong.应该重视重新翻译"龙"的工作,这不仅与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关,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外向型汉英词典中“龙”的释译研究

龙与drago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但人们一直把中国“龙”译成dragon，多数汉英词典及英语辞书把drgaon作为龙的唯一英译对等词。把dragon作为龙的英译对等词忽略了两者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含义，从而人为的在两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假的对应关系。对于译者而言，具有浓厚文化意蕴的词语，不仅要译出它的表层意义，更要准确再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从龙的这一文化原型出发，国内辞书编纂者在外向型汉英词典中把Loong作为龙的释译对等词才是恰当而准确的。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意识形态论域中的若干理论误区透视

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阐释的多语境化使其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今欧美国家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必然是虚假意识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论断，在我国一些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要富有成效地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澄清人们思想中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误区。     

坚持“两手抓”做到“两手硬” 推动社会主义企业健康发展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是高超领导艺术的凝炼。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很多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指导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已成为共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学习和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不断增强“两手抓”的意识，掌握“两手抓”的方法，发挥“…     

“虚假的意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

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的意识” ,代表了他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个概念体现了他们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的“方法怀疑论”或现代科学精神的继承 ,尤其是体现了他们对 17世纪后出现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虚假”特征的深刻洞察。这个概念的重要贡献 ,在于它把以往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世俗意识形态的批判 ,揭露了流行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导致精神异化方面与宗教神学的相同之处。“虚假的意识”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主义把“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 )结构于其概念体系之中 ,既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 ,又体现了它要彻底消除精神异化的立场     

“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

“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奚洁人“意识形态”、“文化”、“精神文明”这三个范畴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都属于“社会意识”所讨论的领域，但是它们的内涵与外延还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     

新时代加强党对民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对策探析

新时代，加强党对民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机遇大于挑战。加强党对民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要树立“一种意识”，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二是要利用好“三个阵地”，精准发力，三是要建立和完善“五大机制”、保障有效运转。     

在“无所属”中峭立——读林贤治《鲁迅最后十年》

有人认为,鲁迅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被推上“神圣的祭坛”,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文化偶像。在当下中国大众的意识领域,鲁迅的确可以被这样评价。但是如果回到鲁迅本体,而不是着眼于鲁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就只剩下一架空壳了。如果,鲁迅是因为被误解、被歪曲后走上“神圣的祭坛”的话,对鲁迅而言实际上是极不公允的。鲁迅固然伟大,但是这伟大不关乎意识形态构筑出的使命般的阅读空间。鲁迅对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招牌”非常警惕。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警惕中,他反而在去世多年后成了意识形态最浓抹重彩的一个。这种可能是…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从《大风歌》的翻译看许渊冲的三美论

许渊冲是二十世纪末最富盛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一。本文篇着眼于许教授诗歌翻译的＂三美＂论,并结合实例来说明＂三美＂原则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井上红梅误读《孔乙己》的现象分析——兼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早译为日文的鲁迅作品,日本多位知名译者皆曾翻译过这部小说。文章选取井上红梅的译本,将其与原著详细核对,发现井上多处误读原著,导致译本出现误译漏译等问题。文章以井上译本为例,通过分析这些误读现象,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译者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翻译尺度的掌控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风格与意义,又不能过度诠释,将译者自己意志强加读者,只有把握好翻译的尺度,才能避免失误,保证翻译质量。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及其启示

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