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在英语里,"龙"被翻译成dragon.在基督教文化中,dragon是恶魔的象征,是所有罪孽的化身,还有凶暴的人等含义.西方媒体还把dragon描绘成恐怖主义势力的象征."龙"落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和"龙"的英译名的贬义有关.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英译"龙",例如loong.应该重视重新翻译"龙"的工作,这不仅与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关,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文化隐喻视角下中国 龙 和西方 Dragon 的比较

中国龙和dragon,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通天神兽、帝王人杰象征、吉祥瑞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保持着浓烈的文化活力;后者在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中的形象奠定了其邪恶与凶残的意义基础,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时不仅要理解西方文明,而且要努力消除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从而缩小认知差异,彼此理解认同。     

从唐诗英译谈文化语境顺应

英译中国唐诗目的是实现文化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诗化翻译法,做到文化语境顺应。具体来讲,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原文的意境,再现原文的修辞、风格,准确表达文化词。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问题及原因分析

金庸武侠小说汉译英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英译本偏少,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是中国文学译入译出失衡的一个缩影。从文化特色词来看,侠、江湖、武功等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英译的难点。从文化交流来看,英译中国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英语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英语文学对英译中国文学的排斥也是导致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的原因。     

功能对等理论在新闻标题英译中的应用——以“今日中国”中英双语新闻网为例

翻译者在我国新闻的英译工作中面临着如何将新闻词语准确地译为英语的挑战。通过阐述英语新闻标题的特点及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今日中国"新闻标题英译中的体现。     

中西语言文化在交际中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形式。语言与文化共存，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过去的教学忽视了语言的文化特征，忽视了不同文化载体的文化差异。２０ 世纪是跨文化交际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学语言，而且要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应用准确和地道的语言表达形式，从而达到更理想的跨文化交流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现代汉语中名词动词的同形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名词(或动词)在保持原有词性的同时,又能在其它语言环境中用作动词(或名词)且功能意义相对稳定、词形不变,这样的一类词叫做名动同形词,这种现象就是名动同形现象。识别这种语言现象的关键是分清它是词类活用还是词的兼类。以词类的功能意义是否对等,可以把它分为功能意义对等的名动同形词和功能意义不对等的名动同形词两类。其特点主要有:一、作为名词和动词,读音相同,词义之间有联系;二、有一般名词和动词的特征;三、通常不能重叠使用;四、充当主语或宾语时,谓语有四种情形。使用名动同形词时要避免产生歧义。     

论双语词典词目词“文化意象”的构建

基于帕尔默和国内外学者对意象理论的研究,并对文化意象的产生和体现分析后发现,语言符号和非语言因素都可引发文化意象：语言符号的各个层面在音形义三个维度可引发意象,而图画等非语言因素也可直接引起意象。双语词典词目词的文化意象构建不仅要依赖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更要提供引发文化意象的文化语境,在与用户认知视野和需要关联的前提下给使用者创设体验空间,但要构建与本族语人同样的文化意象,使用者必须在更大的真实文化情景中进行浸入式体验和感受。     

清末中国人编撰的日语辞书

本文系统整理清末中国人编的日语辞典,对早期的日语辞典的形制特点、辞典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介绍分析,以了解早期日语辞书的编撰情况。     

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研究——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例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英汉国俗语义的等效翻译

翻译作为不同文化间思想交流的主要手段,除注意准确选词、使用合适的句法形式外,更应注意积淀在词汇上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语义,即国俗语义。只有对词汇国俗语义的等值转换,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翻译带来的信息差,尽可能做到等效翻译,来更好地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实现翻译的真正价值。     

英汉动物词语"鸡"的国俗语义对比

英民族文化不同于汉民族文化,因而动物名称“鸡”在英汉语言中存在国俗语义同异并存现象。本文主要围绕动物词语“鸡”在英语和汉语中语义相同、语义为一语独有以及喻义相似动物名称不同等方面作一对比分析。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汩”之音义关系考——兼论古书混淆“汩”“汨”字形之误

＂汩＂与＂汨＂本不同字形,但由于都与水有关,又加上篆书隶变的原因,古籍多有混淆。＂汩＂之音有三：＂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古代辞书中＂汩＂之音义搭配有时出现龃龉现象,原因是＂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三音实为一声之转,其最初读音为＂于笔切＂,最初的基本意义为＂治水＂,＂沉迷＂、＂疾行＂、＂水流＂、＂光洁貌＂、＂涌波＂等都是其引申的结果。汉语中,＂汩汩＂,同＂＂,表＂水流动的声音或样子＂,本应读＂于笔切＂,即＂yùyù＂,由于受俗音＂古忽切＂的影响,今音已约定俗成,读为＂ɡǔɡǔ＂。     

英汉民族颜色词的文化内涵

颜色在英汉民族中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拟就颜色词的情感意义、比喻意义、象征意义、交错表达在英汉民族中的表现举例加以论述，供读者举一反三。     

汉语语言认知的嬗变

汉语语言认知理论体系正在发生大的变革,其真正动因是"字本位"理论的提出。"字本位"的立论源于对汉语本体的研究,解决汉语言的生成问题,促使语言认知理论本土化。汉字具有意象表义的语言特点,字形与字音在表义功能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形声字并非表音文字,其字体结构依然遵循表义原则。字形表义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对汉语语言的构成影响较大,推动汉字完成了由记事转为记录语言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