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卷首语

周扬是个复杂的人物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艺理论家 ,人们对他和他的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指出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他既是这一思想有力的阐释者 ,在一些时期又与这一思想体系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艺为政治服务 ,是周扬文论的归宿 ;对周扬文艺思想的研究要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系内进行考察。《左联初期周扬文论的贡献与偏向———兼论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就周扬在左联初期文艺活动进行了…     

周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过程

周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在中国的最重要的绍介者、推行者和忠诚的信徒.周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推行期:三四十年代;二,深入期:五六十年代;三,疏离期:七十年代末以后,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接受有着浓厚的功利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滥觞与历史分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应当从周扬开始,从历史和逻辑发展上看,其发生发展的线索和分期应当是:以上世纪30年代周扬《我们需要新美学》的发表为实践美学的萌蘖期,以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确立期,以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为承续转进期,以80年代美学讨论为成熟命名期,90年代以后为衍化期。从命名过程来看,成熟期所谓的"实践美学"首先是指后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然后是指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是指蒋孔阳、刘纲纪、马奇、杨恩寰等人的理论形态。因而,它不是指李泽厚一人的理论形态,而是多个人的美学学派。     

赵树理文艺创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离合--兼及周扬

周扬出于阐释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需要,发现了赵树理并誉其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好实践者,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对赵树理保持了沉默.本文从毛泽东这一意味深长的沉默入手,围绕着"大众"一词的不同理解,来分析赵树理文艺创作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离与合,其中也涉及到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解发生的偏差.     

“我所了解的中共领袖和秀才们”──于光远访谈

周扬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但胡乔木的观点，于光远更不同意周扬“是个思想开阔的人”，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提法，是在周扬的报告中见诸文字的周扬20余年后重提人道主义和“异化”命题的隐约前因在讲完起草邓小平讲话稿後，于光远先生继续著有关胡乔木的话题，并引出了另外两个中共大“秀才”，周扬和陆定一。他首光说起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於“升比”问题上，胡乔木与周扬的争论。他说他虽然觉得周扬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不同意胡乔木的观点。我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毫无发言权，使希望於先牛多谈谈他与周扬、陆定一…     

“鲲鹏”:由原型神话到现代革命诗学具象——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精神涵义

毛泽东的诗语和他的政治学说在审美理想和实践风范上有着难以分剖的内在联系.他的诗语不仅形象、灵动和优美、雄强地展示着他政治美学的内涵,而且更深刻地透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鲲鹏"这一诗化美学具象作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诗学基调,始终雄劲灵动地贯穿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线索之中.在毛泽东理性和情感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鲲鹏"这一艺术美学具象,所蕴含的有关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全新的审美经验和感受,是准确进入和把握毛泽东乃至中国革命的情感史和理性史的一把神奇的钥匙.     

伦理学还是美学芽——梁实秋对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探索

1937年,梁实秋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他以伦理学为文学批评的皈依,强调文学应关注人生,反对朱光潜将美学运用到文学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形式美学,不能实现价值意义。他的观点与周扬提倡的左翼新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左翼新美学的经世致用式的现实功利性追求也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兼顾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努力促进“人民文学”的不断发展——周扬关于“人民文学”的论述

周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航程,但那时还是"人的文学"的时代,文学大众化只是使文学走向民间,"平民"只不过是"市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真正"人民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因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没有思想感情的转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文学.周扬认为,"人民文学"创作只有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审美需要和审美情趣出发,才会有为人民所关心的内容,为人民所喜爱的新的民族形式,才会有艺术性和大众化高度结合的艺术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周扬提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周扬"人民文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法观念的价值基础

人民正义是毛泽东法律观的价值基石,它提供了我们窥视毛泽东法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亦有助于我们弄清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危机的症结所在。人民正义作为法律价值的标准有着先天的局限,只有用法律本身的价值来规约人民正义的价值诉求才可能有依法治国。     

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论对列宁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结论。它是以毛泽东的探索为基础 ,尤其是以毛泽东“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为先导 ,在新的实践中 ,不断总结、归纳、融合改革开放中的新经验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有着紧密的联系 ,前者既与后者一脉相承 ,又是对后者的突破性发展。同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对列宁相关思想或观念的系统发展。     

论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

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三个方面系统分析和探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的特征及其作用的思想是毛泽东的基本科学技术观;关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思想是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核心内容;关于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及其核心内容的具体体现。它们有机地组成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     

症候式分析:毛泽东的鲁迅论

要完整的理解关于毛泽东的论述 ,就不仅要看他说出来的话 ,而且要看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用症候式分析的术语来说 ,就要看文本里的沉默、空白和沟壑 ,并从这里分析出他的“理论框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图塞曾经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作者在这里则把症候式分析用来分析毛泽东的几篇关于鲁迅的论述。毛泽东在《论鲁迅》(1937)和《新民主主义论》(1941)里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方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里说在革命根据地杂文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要求作家俯首甘为孺子牛。只有把握了毛泽东有关论述的相互联系以及其间的空白 ,才可能完整理解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理论框架”     

论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观

"文化"话语是毛泽东意识形态表述的平台.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观不仅表达了"文化革命"的思想,而且也为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针策略指导.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斗争性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的特征,这种强调对中国革命是必需的,但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延续,也给我们的建设事业带来了惨重损失.在新时期,重新审视反思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毛泽东与"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

"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毛泽东既有提倡和接受个人崇拜的一面,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崇拜进行抵制和反对的一面.在"文革"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 ,从 195 6年提出与破题到 196 6年探索接近尾声 ,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 ,取得了重大的探索成果 ,但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在这个起点上 ,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成功的接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开始于毛泽东 ,形成于邓小平 ,发展于江泽民。     

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在目标模式、时间估计、战略步骤和动力来源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毛泽东认识总规律公式再认识

毛泽东的认识总规律公式科学揭示了认识的基本矛盾、基本过程、基本形态、基本任务、基本途径 ,蕴含着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它概括了人类实践过程的三条特殊规律 ,即客观规律、指导规律、行动规律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态度和政策变化的原因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后则力求使其"绝种".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情况和城乡资产阶级暴露的问题是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态度和政策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克服工业化大规模发展引起的矛盾是毛泽东加紧和扩大农村合作化运动和限制城市资本主义的深层动因,而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则加速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态度和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