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国祚如藤络，南天理太平——越南历代汉诗概说（1）

自秦至清,越南有约一千二百年作为中国郡县,约九百年作为中国藩属.作为中国郡县的越南,经过多年的教化,已渐"通诗书,识礼乐,为文献之邦";作为中国藩属的越南,继续用汉字,立孔庙,兴科举,崇尚儒学,兼容佛老,中国文化仍然大行其道.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越南人作的诗,是廖有方<题旅榇>,载于<全唐诗>.安南立国后,丁、黎、李,直到陈朝前期,由于佛教势力影响巨大,禅诗盛行三百余年.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明代北部湾钦州四峒之民的国家认同与身份选择

明朝宣德年间,北部湾钦州四峒之民叛附安南,历百余年后才归复中国。百余年间围绕着四峒之民叛附与归复,明朝政权主要以招抚为主。后因安南国内政局变幻,安南莫氏政权将四峒之地归还明朝。在四峒的归复历程中,中原王朝注意施行文化感召,并以羁縻之治来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四峒之民则通过构建汉将后裔英雄祖先故事,以此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些行为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软实力的应用策略。     

“国际消防队长”科菲·安南

不久前,59岁的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纽约的家里接受了法国一家人物杂志社的采访,当记者问安南如何评定自己任职22个月以来的工作时,安南用法语风趣地称自己是“一只叫声好听性格又温顺的绵羊”。 “消防队长”的秘密武器 自1996年12月17日,安南宣誓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安南频频奔赴世界各地,进行“救火”行动,人称“国际消防队长”。刚刚调停好伊拉克的武器核查风波,印度和巴基斯坦又竞相进行核试验。给南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安南又得进行斡旋,力图劝说印巴放弃核军备     

从“关中锁钥”到“西陲都会”：明清银川城市意象变迁

银川城在明朝是西北军事防御重镇,九边重镇之一,有“关中锁钥”之称。然随着中原王朝边疆经略的变动以及地方行政体系的变革,银川由西北军镇进而转变为地方行政中心,并发展成为“西陲一大都会”。由明入清时期银川城市意象不断变迁,这些意象的变化表面看来是对一城市表象表达的改变,实则是城市功能变迁的直接反映,其变迁发展与中原王朝边疆经略政策以及地方军政体系演变有较大关系。     

从“诸郡县苦秦吏者”说起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意思是:“在这时候,各郡县苦于秦朝官吏压迫的人们,都惩办他们的长官,杀了长官来响应陈涉起义。”     

试析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思想的核心思想,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     

中日关系的变化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影响

在明朝建立前,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多采取开放、鼓励政策,中日关系的发展较为顺利。但明朝建立后,朝贡贸易和倭寇问题构成了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倭寇问题更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倭寇的不断侵扰成为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为了完成全国的统一,巩固明朝的统治,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政策,力图运用军事征服即所谓“以威服之”与政治怀柔即所谓“以德怀之”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蒙古问题。本文拟就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及其成就与不足,作些探讨。 岭北之役的失败与“威德兼施”政策的确定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出兵北伐时,就注意运用他在兼并战争中利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来消灭敌对势力的经验。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一月,他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即发布檄文,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由科举制度“衍生”出的“倒楣”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但更令人尴尬的是。很多人误把“倒楣”作“倒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用，其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倒楣”一词的真正来历。“倒楣”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科场之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甚嚣尘上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甚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以学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本质及应用——以“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为例

随着教育部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探讨“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模式成为当务之急。此项实践教学在完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系、拓展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上大有助益。“以学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本质与“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目的一致。“以学为中心”的翻转课堂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为中心,以互联网等多媒体媒介为依托,在“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中,以“新闻一周报”“课堂模拟”“时政热点讨论”及“创新项目设计”等翻转课堂模式。     

“好”政策何以带来“好”服务?——基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的量化评估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实施已满10年,对其进行系统检视的关键在于回答“好”政策何以带来“好”服务。一个创新性的评估路径是引入PMC指数模型对样本政策进行质量评估,并结合服务效果评估揭示政策与服务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质量总体上达到了水平较高的“好”政策标准,无明显地域差异,但出现执行偏差,存在一定程度的逐级向下衰减问题。社会行政能力在“好”政策转化为“好”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应将其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和战略选择,在政策实施和评估研究中重视“过程-能力”视角。     

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官商结合”之道

一、徽商的“贾而好儒”徽商是我国在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中最辉煌的一个,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清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徽商经营之道的最大特色,就是自觉地以儒家思想约束和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和处事之道,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它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与“官”结合,通过“官”的力量来获取利益。无论是通过结识官吏还是让家族的人直接进入官场,“贾儒的结合”最终都会变成“官商的结合”。而在商场中,官商结合,永远会获得最丰厚最稳定的回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的一段话。虽然略带夸张和讽刺,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徽商经营的风格。“其权无所不握”,说的正是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重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来说,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所以,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因为,在商场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双减”政策实施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建议

以“双减”政策为视点解读我国教育改革育人为本的价值本质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研究结合近两年的实践梳理各界对于“双减”政策的对象、责任、质量、公平方面存在的理解误区,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建构综合治理体系,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不同层面给出相应的治理建议,以期为政策的更好实现提供解决思路。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金世宗制订“以女真为本”政策的历史前提

金世宗统治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尽力维护女真族的传统，以女真为本。金世宗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基于如下前提：一、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并不断走向汉化；二、女真人汉化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三、对海陵王汉化政策的矫枉过正；四、民族情感是推行“以女真为本”政策的主观动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其历史前提，为恰当地评价金世宗的“以女真为本”政策提供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