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既有汉文契约,又有吐蕃文契约,研究者对其地支纪年多任意推定。本文以P.T.1297敦煌永寿寺文书为基础,论证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的契约都是吐蕃文契,以此为标尺,对已有的定年推断须要作出重新的审订。     

休闲时光

在中国的绘画、书法艺术作品中,落款日期中的年份一般都用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依次纪年,常称“六十一甲子”。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纪年方法常常是用年号干支兼用法。年号,自汉武帝起开始用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     

从格式与套语看回鹘文买卖文书的年代

买卖文书是回骼文契约文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由日期、买卖当事人、买卖对象（或土地，或人口）、买卖对象的价格、收付款语、买方权益、卖方声明与违约受罚、证人、书写人以及卖方、证人的盖章画押组成。这种严密、系统而内容丰富的文书是研究中世纪高昌回骼社会经济、阶层、人际关系、人权状况、市场商品、价格与货币、国家法律与地方乡规、语言文字等一系列问题的生动而详细的珍贵史料。然而，文书中采用十二动物名纪年，十二年一轮回，很难据以判定所属的年代，而没有明确年代的文书研究与利用起来就要受到很大的局限。故文书…     

《山海经》天文历法浅说

度 ,以丽十二位”(《隋书·天文志》即以观日象、观月象、观北斗、观五星、观二十八宿 ,“建五行 ,起消息 ,正闰余”(《史记·历书》)“正四时”、“分八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的完整而科学的“观象授时”体系 ,这种观象授时体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科学性、系统性与精确性。在纪时方法上 ,《山海经》不仅采用了“共工口步十日四时” ,即以十日为—旬 ,三旬为一月的十天干纪日法和十二地支纪月法 ,还采用了春夏秋冬“四时”以及“八节”与二十四节气为一年 ,十二年为一周期的岁星和太岁纪年法 ,等等…     

“火历”三探

<正> 一九七八年曾因《左传》有夏四月亦名正月之语,提出我国远古时代施行过一种以大火(心宿,天蝎a)昏见为岁首的假说,就文献所载之种种以火纪时、施政材料,成《“火历”初探》一文。八二年,复就天文学史中的三个难题(十二地支中何以有二“子”、太岁纪年法何以与天象运行相反、四宫方位何以与日缠相左),以火历影响予以试解,日《“火历”续探》。至此,“火历”之说,似乎已能左右逢源。现在,复将火历     

书画作品中的落款称谓

在中国的绘画、书法艺术作品中,落款日期中的年份一般都用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     

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综述及契约文书研究思路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越来越被学者所关注,逐渐成为显学,其中以傅衣凌、杨国桢等为代表.当时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徽州、福建等地的契约文书上,浙江的契约文书仅被零星提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批浙江地方契约文书的专辑、图录及相关论述纷纷面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大量的契约文书,目前正在整理当中.通过对近年来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梳理回顾,以期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并认为对形式与内容的解读、个案与总体的融合、比较与多元的整合,是研究契约文书的有效方法.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俗语词例考五则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大部分契约和客家人有关,俗语词颇多,尚未受到重视.本文考证了《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出现的俗语词五则,以冀对《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的解读与研究以及《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字典辞书的编撰和修订有所裨益.     

徽学动态

黄山学院冯剑辉博士在某国内图书馆发现一份宋代宝祜四年（1256）的契约文书，经查证，文书中的“武山乡尤昌上都”地名，系安徽祁门县“武山乡”，从而确定这是一份从徽州流出的徽州祁门县契约文书。冯博士的考证，不仅为该份宋代文书确认了域属，也为宋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增添了新的珍宝。由于年代久远的纸质文书不易留存，宋代徽州文书现存已不过几十件。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司法文书中涉及颁行于长沙王纪年五年至九年之间的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三次汉代的赦令。根据相关文书纪年来看,这三次赦令分别对应汉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元狩三年的“赦天下”。其中“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分别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元狩三年五月赦天下相合,“正月壬寅赦”与元朔六年二月赦天下有一个月的差异,疑《汉书》记载有误。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因赦令而减免刑罚的司法文书,进一步彰显了赦令与复作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赦令在免除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的效力。     

元代回鹘文刻本文献断代考论——以藏密经典《观世音本尊修法》为例

回鹘文文献大部分缺乏准确而具体的时间纪年,而回鹘文本《观世音本尊修法》有详细的时间纪年,因此极为珍贵。《观世音本尊修法》是元代藏族高僧噶玛拔希所创作的藏密经典,其回鹘文本由畏兀儿翻译家本雅失里译成。本文利用回鹘文文献、藏文史籍以及汉文史料,详细考证了该文献的刻印年代,并论述了作者传奇般的生平事迹。     

历史教学中的年月日代称

历史上主要用“干支纪年”。即用“天干”和“地支”各一字相配，来代称某年。天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地支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历法家们把这两组字依序从到尾交替搭配一次共得六十个序数。因此，用这种方法纪年一周（轮）六十年，六十年后又从头开始，即：“甲子、乙丑……癸亥、甲子、乙丑……”，俗称六十花甲子。例如：1894年发生中日大战，这年是旧历甲午年，因而把这场战争称为“甲午战争”。又如：称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辛亥革命”，是因为这年是旧…     

新发现于新疆洛浦县的两件唐代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在刊布新发现于洛浦县的两件古代文书残页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文书纸张、用语和职官的考释,推断出古文书是公元705年至公元8世纪八九十年代唐朝的军事事务文件,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争雄西域期间的情况.文书中的"副守捉将军"一职弥补了两《唐书》对职官记载的缺漏.文书的内容丰富了我们对唐朝经营西域的认识.     

也释“沽各半”

刘瑞明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89页《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沽各半。”第181页《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作“故各半”，编者校“故”为“沽”。第三册第71页《高昌章和十一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契》作“沽各半”，谓：“故各半”的“故”使句意不通，因而被校为“沽”。但这仅是以多见的“沽”来校正少见的“故”，实际也不成文意。今议，“沽”应是“占”字之误。“占各半”是说同一契约文本，在同一纸上写成一式二份…     

敦煌东晋纪年《法句经》写本研究

敦煌东晋纪年写本《法句经》是保存至今为数极少的、公元4世纪之前的早期经卷之一。该卷正文和题记书法有异,并且两则题记分署两个年号,对于探讨前凉书法等问题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然而,这本写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重视,其真伪在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通过对《法句经》写本内容、写本纪年、写本书法特征等方面的考证可以证实,该卷是真实可信的。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简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     

集安卷云纹铭文瓦当考辨

我在《集安高句丽墓研究》一文中,曾提到在集安地区出土的两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一是“丁巳”纪年瓦当,一是“太宁四年”纪年瓦当。通过这两枚瓦当的对比,考证和“丁巳”纪年瓦当有关联的3319号方坛阶梯积石墓的年代,应在四世纪中叶。1981年秋季,日本考古学者友好访华团在长春访问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日本考古学者永岛先生曾就拙文提到的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提出如下三问:1、在集安地区共出土过多少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渤海纪年订补

我国史学界,对渤海纪年的研究,是有很大成绩和贡献的,先后编制出多种渤海纪年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中的渤海《年表》。近两年出版的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陆峻岭、林幹合编的《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关于渤海的纪年,几乎同金先生所编渤海年表完全一样,只是根据《贞惠公主墓志》,对大钦茂的纪年,增加了“宝历”的年号。这些年表,由于史料缺乏,难免判断失误,致使与史实不符。     

“契约”与“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约文书为出发点

通过区别清代的“单契”与“合同” ,本文指出 ,由于缺乏人格概念和平等价值 ,清代的契约关系体现为当事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其中 ,“单契”是一种不平等的具体关系的反映 ,而“合同”中则存在着相对平等的具体关系。在清代 ,“契”与“合同”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合同”与“单契”才是平行层次的概念。 1 90 0年以后 ,西方大陆法学传入中国 ,由于法典体例要求法学概念须在逻辑上保持统一 ,又由于古典契约理论只承认抽象契约关系 ,因此 ,中国法学中形成了“契约”与“合同”两个概念相互排斥的格局 ,并延续至今。以民间借款契约、格式契约等现代契约活动为例 ,本文试图说明 ,现代契约中仍然存在着因“议价能力”、垄断地位等因素形成的不平等的具体契约关系。因此 ,一方面 ,在现代法中 ,仍然有维持契约范畴内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性的必要 ;另一方面 ,除抽象关系外 ,今后对现代契约的分析还应适用“具体关系”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