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玄同”思想新探

老子《道德经》是道家道教的核心经典,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包含着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其"玄同"理念是老子对人生、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一个理想规划。"玄同"代表着一种人生境界,也是社会发展的美好状态,此中还包含了一整套形上思想意旨与行下修为功夫。"玄同"理念不是无本之木,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文字的起源发展与《周易》文化传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老子继承了《周易》灌注于"玄""同"之中的理想与精神,经过一番积淀与升华,形成了"玄同"这一理念,规划了一个世界"玄同"美好愿景,指出了一条通达"玄同"境界的道路。     

林语堂与《红楼梦》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崇尚西方和批判传统的情况下,<红楼梦>恐怕是少有的例外,它普遍受到关注、热爱和崇拜.林语堂也不例外,他平生的最爱是<红楼梦>.<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家庭文化叙事,尤其是其精神血脉已浸润于林语堂的文学人生之中,也深入了林语堂的精神和灵魂,这自然提升了林语堂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位.不过,由于过于崇拜<红楼梦>,一味沉溺于模仿,缺乏超越性意向,这是林语堂的明显不足.     

“文”“史”断裂的起点——论《小二黑结婚》的叙事策略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模式,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叙事模式的一次大转变,并且开启了所谓"赵树理方向"。考察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却不难发现它的奥秘:在创作中以政策史实取代生活史实,化悲剧为喜剧,以致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就很难发现那些进入作家视野的历史事实与文学重述的关联。"文史互证"曾是文、史领域的重要方法,《小二黑结婚》却开启了一个"文""史"断裂的文学时代。     

从生态翻译学来看林语堂《中国传奇》之变译

在《中国传奇》中林语堂灵活使用了增、减、编、述、改等变译手段,使传统的中国传奇小说在译文中呈现出新的内容与形式,从而获得了"新生".《中国传奇》是林语堂为了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多维度适应的结果,这其中包括:对接受环境时空变迁的适应、对读者文化心理与阅读期待的适应以及对译者自身文化追求与审美理想的适应.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西“木兰”叙事

从叙事学出发,对比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小说《京华烟云》及美国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可以发现,“木兰”的叙事原型,在林语堂那里是传载着中华文化的思想;在汤亭亭的笔下,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也是女权主义的旗帜,更彰显了华裔美国女性的理想.     

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

林语堂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现代作家。其一生在致力于“幽默”文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女性解放的现代命题。但林语堂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却是复杂的。作为最受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林语堂在理论上极力张扬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的现代观念,在创作中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但是,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也受到了封建“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立场上,显示出其女性观的复杂性。     

从“人鬼相恋”到“痴情女子痴心汉”——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的嬗变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从六朝志怪小说的"人鬼相恋",到唐传奇的"始乱终弃",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痴情女子负心汉",再到《聊斋志异》的"痴情女子痴心汉"。基本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路线,这是古代作家对理想爱情积极思考、努力追求的必然结果。     

论《红楼梦》对《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爱情,而《红楼梦》不仅仅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更表现在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在女性抗争意识方面,《红楼梦》中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与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反抗;在性与爱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杜丽娘强烈的性爱追求,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而《红楼梦》中的性与爱观念更为进步,表现为性爱双方相互尊重,彼此肯定对方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向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性爱关系,同时也表达了“重情抑欲”的可贵的性爱观。     

《蜕变》之“变”

《蜕变》是曹禺抗战时期创作于重庆的一部话剧,作家试图通过该剧表现“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并实现自己创作模式的转变。但事实上在《蜕变》中作家既没有成功地展现出人们生存环境蜕旧变新的真实过程,也没能成功塑造出蜕旧变新的人物形象,其创作模式的转变反而使其作品沦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以前作品中的那种诗意与美感荡然无存。     

外显与潜隐间的犹疑与冲突——论《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的创作心理

在国家叙事形态的语法框架下,以路翎为代表的已成名作家体现的是一种犹疑心态,他们仍然不肯完全舍弃私人情感的语义表达;宗璞代表的是初登文坛却带有"原罪"的作家群体,她仓促地将爱情与革命设置为尖锐的对立状态,以期完成自己身份的救赎。路翎和宗璞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和为自己身份正名的焦虑,体现在《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中就是先行的时代主题与压抑的个体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写作上的"瑕疵"反映出知识分子在艰难蜕变过程中对个体话语的下意识地坚守,也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的矛盾心态。     

从《野草》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

在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考量中,"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揭示国民性的"病根"是建设"最理想的人性"的第一步。《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体察,从《野草》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建设性思考。研究《野草》中鲁迅的"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对拓展鲁迅思想研究和《野草》的人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文成公主》、《王昭君》合说

作为建国后30年历史剧创作的"双璧",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曹禺的《王昭君》都存在着外在冲突缺乏"社会性",内在冲突极其弱化,人物形象、语言动作过分"现代化"的问题。究其原因,前者是由于在领导、专家的一次次"支持与帮助"下不得已而为之,作者自己并不满意;后者则是作家20余年自觉、主动地"悔过自新"的结晶,也是在不擅长历史剧创作的情况下生硬地以古喻今结出的苦果。     

《论语》“中”、“和”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伦理概念,在<论语>中得到了广泛的论及."中"、"和"这两种政治伦理品格的实现是与多种其他政治伦理品格的完善相辅相成的.<论语>"中"、"和"观是孔子之时社会形态的映照,是和孔子一生的理想分不开的.它既是实践孔子所倡导的社会政治生活制度的方式,又是孔子对理想的政治伦理状态追求的体认,也是孔子对前人"中"、"和"以修身养性、治国安民文化功能的继承与阐释."中"、"和"观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启示.     

库切小说《敌手》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

库切的小说《敌手》通过对英国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模仿和戏拟,从女性叙事者苏珊·巴顿的角度重新对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叙事。揭示了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空白的原因,批判了父权话语体系对女性的压迫,质疑了经典,同时也表现了库切对于小说叙事的观点。     

刘勰“风骨论”与儒家审美精神的历史关联

"风骨"是刘勰在魏晋六朝以来对于个体生命状态的关注、强调文学与作家个体生命之间相联系的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一个美学范畴,其"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内在要求与孟子"浩然之气"及"充实之谓美"的人格理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从这种人格观念出发,同时也形成了"风骨论"中所蕴涵着的传统儒家"弸中而彪外"的文学观和"辞尚体要"的文辞观,它们都构成了刘勰"风骨论"的美学内容.     

《管家》中的“融合”主题探徽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她1980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管家》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作品.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融合”是该小说最为核心的主题.物质层面的“融合”展现了自然的宽容与和谐,同时使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精神层面的“融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身份和生存方式.《管家》虽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但作者并没有简单、狭隘地肯定一种女性身份而去否定另一种,“融合”这一主题揭示了作家对女性生存、人与自然相处等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小说《星》

美丽的闽南戏曲爱情故事《陈三、五娘》被日本文人作家佐藤春夫改写成了小说《星》,由此打上了独特的"日本印记":既因为受日本明治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了"殖民书写",又因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佐藤风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星》对《陈三、五娘》的改编典型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过滤"特征。     

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以《人生》、《高老庄》、《风雅颂》为中心的考察

新才子佳人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潮流的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重要类型。它并非传统文学书写中才子佳人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情爱波折中映现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杂纠葛。乡村才子凭借知识建构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相对而言从易到难的历程,是近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而他们与乡村佳人之间基于知识资本之有无的关系历程,在强化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格局时,也塑造着女性的被动性。然而,对乡村佳人的占有,无法真正消除乡村才子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心灵漂浮体验,并不能使其获得精神拯救。     

《新青年》“女子问题”讨论的“一波三折”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即重视"女子问题",讨论却难以展开。2卷1号刊出"新青年记者启事",以《女子问题》专栏向女性征稿,所发文章几乎相一致把现代女性定位于"贤妻良母"。《新青年》进入北京大学后,"贞操问题"有如疾风暴雨式的讨论,触及了妇女更为根本的境遇及其文化根源,提出女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胡适执编的6卷4号,在与质疑破"贞操道德"之声的商榷中加强了"立人"之旨归。历时四年一波三折的"女子问题"讨论的付诸实践,重要成果之一是"她"字的创造。     

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

约翰·厄普代克在《兔子,跑吧》中描写了四个意象:网、逃离、体育、性爱。网是对"兔子"的生活困境的展示;逃离是"兔子"对个人理想展开的追求;体育和性爱是"兔子"难以实现个人理想,到处碰壁之后企图摆脱社会现实的途径。通过对这些意象的描绘,作家成功地揭示了美国文学的传统主题,即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