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抗战时期小说的叙事生态——以七月派小说为例

抗战爆发使新文学叙事迅速实现着由启蒙向救亡的转型,七月派小说坚持启蒙与救亡并重的写作姿态在救亡成为显性话题的特定时代语境下时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叙事困境.这种困境恰巧显现出了七月派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既置身于文学主流又反拨主流偏向、既听命于时代又执著于个人的悖论情境.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现代小说象征批评与实践

中国现代小说象征批评与实践经历了"五四"时期的象征批评尝试,30年代的散点式多向度批评繁荣,到30年代中后期较为成熟的以象征为主要视角的批评家的出现,构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批评艺术之河.这一理论批评推动了现代小说象征品格的确立,促进了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     

鲁迅“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

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论是在救亡的逼迫下产生的,它既承担着立人的目标,又肩负起救亡的政治任务,由此形成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表现为:文学功能的纠结、创作主体的纠结、革命文学评价上的纠结,难免启蒙路线与政治担当的两难抉择,不能完整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与超越性.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梁启超虽然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虽然梁启超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为“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西方文化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书写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示范效应作用之下开始了它的现代化之旅,中国文学也在启蒙与救亡双重期待中产生裂变与转型。然而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乡土中国的典型性异常明显,这就决定了转型后新文学乡土小说表现中的中西文化比较双重视角:个人独立、自尊、自主、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定位与乡土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奴性等劣根性构成对比。文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探析西方文化隐性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现代性品格之关系,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     

启蒙立场与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新青年》《语丝》与《申报·自由谈》新论

《新青年》开创的启蒙立场,在思想革命和文学启蒙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丝》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领域生成文体自觉意识,同后来改版后的《申报·自由谈》,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确立的期刊序列。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秉承以下的思想品格：以文学推动启蒙的坚定性;创作和批评队伍的团结性;言说空间建构中的进取性。应当说,启蒙立场是中国现代杂文文体得以确立的助推器。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试析“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国都发生过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旋律.李泽厚先生自提出启蒙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不过,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救亡与启蒙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说互相联系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二者是"互相促进"似乎就有疑问了.甲午以还,爱国救亡运动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发展到抗日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上海沦陷时期《万象》中的小说形态

上海沦陷时期市民大众杂志《万象》前期小说形态上,立足市民"融合新旧":以从市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为新的统一的叙事立场,体现出可贵的民生关怀与民族意识;同时这些小说又保留为新文学所忽略的与世俗人生相贴切的一面.小说富于现代市民娱乐趣味,这既是适应了当时的市民娱乐口味,也体现了沦陷时期批评现实的精明策略.不同的文体各以其文体自身特点参与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