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 ,而是往往处于冲突之中 ,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进路。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 ,绝不是中间点 ,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 ,即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思考

以社会制约政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 ,个人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和许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让渡。而国家权力的实施归根到底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具体的操作中完全可以不顾个人的意愿而进行。通过确定一个稳定的秩序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但同时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在政府权力面前 ,个人显得太渺小 ,以致于对政府权力的侵害无能为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政府产生之前个人权利交易的场所 ,代表了个人权利的复杂集合…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两权博弈与国家义务论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是宪政秩序运作之基本保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是控制权力之基本途径,那么设计以国家保障人权为重心之法律规范并构建完善之国家义务体系,则定当能消解权利与权力博弈之困境,所以,国家义务具有制衡功能。     

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

从个人权利出发,分别延承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形成了两条基本路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将这两条路径发挥至极致,而自由主义则走在中间,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关系模式。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诠释和解析是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最为直接的来源。     

哈贝马斯国家观念探析

以重构权利与权力关系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国家观念。他认为,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的强力机构,国家不可或缺,但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公民的行动又必须受到严格规范,如此方可保证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基于上述考虑,他从国家存在的现实意义、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及国家机构的实践建议等方面建构起了独特的国家观念。这一观念蕴含着理性的价值追求与稳健的改革策略,对于现实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哈贝马斯依赖单纯的语言媒介,其国家观念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国家平衡父母、子女权利的法理基础及困境

父母、子女权利的本质和来源是不同的,二者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状态,父母、子女的权利实为互相限制和制约的,任何一方权利的行使都以另一方权利的行使为界限。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平衡和协调父母、子女权利的冲突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的法理问题,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着介入本身的任性、介入程度、介入手段以及国家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困境。     

列宁关于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思想

在领导俄共(布)执政的过程中,为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被滥用,列宁提出了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的思想.他强调要政务公开,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要让工农群众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并拥有罢免权;要让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强化人民对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制度公正的核心：实现权利的合理布局

公民权利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权力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为避免自然的公正分配状态下权利秩序被破坏，国家权力主体在社会范围建立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对自发秩序下的”权利分配的定分规律”以规则的形式总结出来，人为地划分出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范围。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公正理念从美德领域转向政治的价值领域、人类社会由野蛮步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制度公正的本质是对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合理配置。     

论市民社会对民主的影响及其机制构建

市民社会独立地位的确立,使得对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成为一种社会理念。就此而言,市民社会与民主密不可分。在限制国家权力、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等方面,市民社会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同时,市民社会体现了民主,并作用于民主化进程。     

权利的防御权能与立法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首先是针对国家立法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角度,可对国家立法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定位和分析,并可准确认知我国宪法在确认基本权利针对立法权力的防御权能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权力限制与民主

民主更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现多数人的统治 ,权力在此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权力如剑之双刃 ,因而要保障民主真正实现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其一 ,是对政治精英权力的限制 ,前人提供了两条路径 ,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 ,第二 ,以社会制约权力。其二 ,对多数人权力的限制。首先是防止代议机构的多数人权力或社会中相对固定多数人的权力 ,其次是防止人民的权力滥用而侵犯到个人权利。     

以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界定社会权力的概念

社会权力是相对于国家和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论权力社会化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 ,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 ,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 ,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 ,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 ,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