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研究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庄共同体的公益救济措施和方法对我国目前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具有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实体型公共空间”和“虚拟型公共空间”。在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强势嵌入的背景下,传统乡村中村民逐渐走出乡村世界,“实体型公共空间”难以担当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繁荣乡村公共文化、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任。新时代,微信（群）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典型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能够搭建起散落在不同空间村民之间的联系,发挥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营造乡村公共舆论及唤醒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乡村共同体衰败的境况。作为一种有益尝试,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或将成为再造乡村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路。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庶民社会与祭祀艺能——20世纪初华北乡村的社会分化个案

20世纪初华北村落分化,乡绅退出公共领域,祭祀职能转移到庶民阶层,组织了高跷、吹鼓乐社,小姓、杂姓是祭祀艺能的宗族特点。1941年蝗灾成为村落共同体凝聚的契机,公共演剧恢复,应对村落的道德危机,形成了暂时的社会重聚。关帝庙是村落的公共领域,是地缘乐社发挥作用的中心地。地缘乐社不限于宗族单位音乐组织,是村落基于地缘的共享,相较于祭祀艺能在仪式中的张力,以此发挥宗族力量,二者的语境是极为不同的。通过处在社会边缘的庶民阶层集结演剧、对抗蝗灾的努力,共同体得以重建,村民谴责对公共事务冷漠的绅权,乡村共同体的重聚渗透了村民的道德评价与道德体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村民的公共认知及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质量，也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自媒体已经成为主导村民公共认知的主要媒介；信息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多元化使村民缺乏信息识别的能力；应急资源的匮乏和科学知识的欠缺影响村民的公共认知。以村庄社会共同体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应急治理的主要选择。鉴于此，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需要构建以村镇为主体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和镇村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构建以村社共同体为主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地方合作在区域性公共危机处理中的作用

区域性公共危机具有跨行政区分布、管辖权难以确定、超出应急预案、存在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等特点。为了克服危机治理碎片化的缺陷,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和处理区域性公共危机开始提上日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有益的合作尝试和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应对区域性公共危机,要根据不同领域的危机应对需求采取不同的地方合作机制,根据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公共行政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危机决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 ,我国正向典型的现代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也在不断出现并演化。在公共行政的危机决策能力中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对危机的认识及应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政府与公众应该深刻理解危机的概念与决策特点、危机决策的基本原则、危机解决的国际合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