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法治共识与法治中国

当下中国,选择法治、践行法治的价值正当性已获得执政者的高度认同。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良善治理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对"法治是什么"这一恒久命题的追问与探索,使得法治理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形态。然而过度分歧繁复的法治认识,难以形成指引实践的有效合力,以致无法从容应对法治建设中的困窘与纠结。要推进法治中国的事业,惟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和态度,凝聚法治共识,方能终有所成。     

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初探

自回归以来,围绕香港法治实践的激烈争鸣,可简约为"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主义者与实质法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法治一元论"难以准确地解读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凝聚港人的法治共识。依循"法治二元论"范式下的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既可有效地调和相互冲突的法治观念,又能确保香港法治的良性发展,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国家也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可谓举步维艰。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经济基础薄弱，建立法治起点偏低；几千年人治历史影响根深蒂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让各阶层对我国推进法治的坚定决心心存疑虑；法律体系自身建设问题较多，宪法的权威远未确定；法治教育与法律普及工作从内容到形式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等。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理论与路径抉择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成果的积淀,反映着国家社会精神气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理想信念坚定、忠于法律、敢于担当的法治队伍,培养具有深厚专业素质的法治人才。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成本-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关系都存在成本收益的权衡问题,而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最佳模式,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等成本的量化分析来寻求如何节约法治成本,提高法治效益,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中西方法治思想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中国之所以难以如西方社会一样走向法治进程,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法治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西方社会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等是差异形成的原因。     

中国式法治指数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形式,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式法治指数目前仍需解决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法治的概念化问题,亦即合理界定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及其评估范围,准确厘清与相容概念和相邻概念的复杂关系。其次是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问题,不仅应考虑替代测量的相关性问题,还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法治指数的建构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在法治指数的应用方面,则需认真对待比较之可能性以及改革导向的定位问题。     

论和谐社会与法治

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法治是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国家追求的是国家有良好制度;全体社会公民有良好的认同法律、遵守法律的思想条件。和谐社会与法治之间即有价值目标的同质性,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的人文精神情结

法治的内容和形式凝聚着一定时代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法治功能和效力的支撑力量。法治建设应当走出对法的工具性认识的局限 ,追求以人文精神为内驱力的法治氛围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的目标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