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现代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但要充实自己的前理解,而且必须遵循翻译的若干原则,要注重把握原作的整体风貌,尤其是要注意文与题的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完整、系统地理解原作的整个思想蕴义,准确地再现原作的神韵和丰姿。     

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

现有的解释学存在两个主要方面的缺点 :一是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性质问题上的看法还不统一 ,从狄尔泰开始 ,把对历史的认识也看作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 ,从而使解释学成为哲学 ,混淆了解释学和哲学的学科界限 ;二是在解释学理论中不能很好地贯彻辩证法 ,割裂相对和绝对的关系 ,存在着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倾向。因此 ,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解释学的重建。在重建解释学时 ,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的解释学 ,贯彻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 ,体现理解的主体性和理解的辩证法。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刊两年前谈到改版时 ,希望今后将“解释原则的创新”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本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用稿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是很“原则”的。本期开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 ,希望能对狭义“解释学”(中国经典解释学 ) ,进而对广义“解释学”(包括其它的解释学 )的研究与批判 ,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原则的创新。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从"视界融合"看文学翻译的实质

翻译, 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理解过程中,应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达到"视界融合".本文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的"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哲学解释学原则探讨文学翻译的实质.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下的解释学视角对翻译过程进行阐释性地剖析与观照,并对其间的误读、复译和“忠实”标准等翻译现象加以理性化的认识与接受,不失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深远的研究空间和实践平台。     

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解释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刍议解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

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分别是狄尔泰解释学认识论转向与海德格尔解释学本体论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此在解释学”开拓了新的思维模式，在解释的对象、条件、方法（原则）、目的、结构等要素上另辟蹊径，就连传统解释学的难题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说法。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到解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的张扬译者理解和阐释的权力和自由空间，都因为过于极端化地强调单一主体而无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确当的方法。作者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出发，对翻译的主体重新作了划分，并对翻译主体间性的规范性进行阐述，认为各翻译主体间的合理交往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解释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意义理解——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能为教授访谈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研究已具有某种世界性的广泛性。针对目前国内解释学研究上的若干问题,张能为教授从从事解释学研究的缘起以及哲学意义、解释学与修辞学、想象力、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解释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从应用性层面对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和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义理解和看法见识。     

马克思主义文论解释学初论——关于马列文论经典文本的释读

新世纪以来,马列文论经典文本释读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马列文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经典文本解释上的混乱日益需要建立科学的释读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以引导马列文论研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发展。当前马列文论经典文本的释读,应着重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翻译、语境和思维方式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解释学建构的重要基础。     

以中西文化差异探析中英歌词翻译

在对比中西声乐不同的文化特征并挖掘其文化根源之后,本文探讨了歌词翻译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及语用层面上文化因素的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以及在歌词翻译的多重限制中,文化翻译面临的困难和处理的原则.通过时中英歌词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尝试,本文提出:一、歌词翻译的文化研究除探索歌词中文化因素的特点、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外,还应开展歌词翻译与文化的互动研究,歌词翻译与文化交流、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歌词翻译文化史的研究.二、应挖掘翻译在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具体应用,即重视具有独特性、混合性、实用性的具体翻译形式的研究.三、歌词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扩展研究对象、转变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成果作了有益的探索.     

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跨学科移植刍议

基于跨学科移植规律,对翻译研究进行归纳性思考,指出翻译研究中跨学科移植要遵循三个原则:关联融合原则、多层次原则和适存共生原则。在分析三个原则之后,探讨了将关联理论移植到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论解释学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兼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研究的意义

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向文本中心论的重心转移,经历了从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再到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解释学范式转换。解释学知识谱系的这一发展历程,明确了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解释学这样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对于法律解释研究而言,意味着其应该实现诠释学思维在法律解释研究中的方法论转换,将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纳入本体论的框架下理解。     

马克思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超越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争论,但它们各自都存在着困境和局限。马克思既批判方法论整体主义,又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马克思超越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特征——解释学循环原则、历史性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实践的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原则——对于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解释学研究范式及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解释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理解的主观性、历史性、相对性和整体性,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教育研究需要在借鉴解释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解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     

另一种声音:对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说"不"

狄尔泰把解释学发展为一种哲学,开始了解释学哲学化的进程。解释学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解释学化。对于这一转变,解释学界和哲学界多表示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是解释学和哲学的进步。我认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与唯心主义化,既不利于解释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语言文本意义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哲学只能作为研究世界观的学科得到发展。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

本文从解释学视角出发 ,分析和评论了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学术取向。通过对文本研究中“解释学处境”的揭示 ,否定了“以文本为本位”研究的可行性 ;基于对文本意义客观性和解释合理性的澄明 ,为马克思文本解释的有效性原则作了辩护 ;认为应该从“返本”与“开新”的互动循环中去把握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义     

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

对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解释实践作深入的考察、抉发,可以抽绎和归纳出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一些根本原则: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深透性原则、崇理性原则。     

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

《易传》是一部解释学著作。"唯变所适"、"见仁见知"是《易传》依据"道"提出的解释学原则。道与人有相同属性,这是解释发生的关键;人性偏离了道的属性而呈现出缺失,则是人理解和解释道的真正动因。解释始于感,人感通《周易》以显三才之道,这是《易传》解释学的终极目标。就释道而言,道的意义是确定的、清晰的、抽象的,但道又是不确定的,表现为道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道的特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广阔无限的解释和认知空间。以"唯变所适"和"见仁见知"原则为出发点,《易传》通过解释《周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由卦爻符号工具性解释转向世界意义及其概念解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即有解释学,《易传》解释学既不同于西方早期解释学,也不同于具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