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与唐诗流传考

唐人选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关注和研究唐诗,因而与唐诗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其中,唐人选唐诗与唐诗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唐诗的广泛流传是唐人选唐诗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唐人选唐诗又进一步影响和促进了唐诗的流传.     

《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和当代启示

唐人编选的诗歌选集是唐诗研究最重要的基本文献,较之后出的唐诗选本文献更能提供关于唐诗的准确知识。2000年以前,学界一共出过两种唐人选唐诗,满足了社会需要,但在收书、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先生应学界急需,合编为《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新增唐人选唐诗三种,抽换了诗集底本,增写了校勘记,补辑了诗作,调整了选本顺序,在诗集选目、作品辑佚、文字校勘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就,做到了文献收录全备,文献编校真实、科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好的资源,具有明显的学术创新意义,是唐诗研究实证学风的重要表征,可以为文艺学层面的唐诗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可靠的资料。     

《全唐诗》中的"洞庭"及其他

《全唐诗》中＂洞庭＂一词,根据唐诗中有关＂洞庭＂诗歌、相关历史、地理资料证实分析,＂洞庭＂名称含义异常丰富,并非都是指岳州洞庭,太湖也可称为洞庭。即使指岳州洞庭时,也有三种含义,即狭义洞庭、通称意义上的洞庭、广义洞庭。同时,唐诗中岳州洞庭也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指代,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其中,＂巴丘湖＂与之是交错关系;＂云梦＂与之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九江＂与之有时相关、有时完全不同;＂太湖＂与洞庭在名称上常可互换,但有时指代内容却不一样。     

现存"唐人选唐诗"中的边塞诗定量分析

文章从“唐人选唐诗”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出发，通过对14种唐人选唐诗文章选本当中收录的245首边塞诗进行定量分析。文章发现唐人在初盛中晚不同历史时期对当时边塞诗人、边塞诗作有接受和评价的差异性。文章并尝试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内因，即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风云变幻直接导致了唐人诗歌审美趣味的历史变异。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

通过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唐诗的比较,可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这有利于唐诗精华的全面吸收;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唐代诗人的接受较唐人而言变化也较大。     

唐诗中的三国历史文化——兼谈巴蜀地域性文化下的唐人咏三国

唐诗,三国历史文化的另一艺术载体。本文将唐诗、三国历史、巴蜀文化三者作整体考察,从接受角度梳理了为什么三国历史文化受到唐人喜爱,从影响角度揭示了三国的汉魏文学传统对唐诗气象的催生和唐诗人对其的传扬,有选择地从创作角度展示了唐人重构三国人事的诗歌再现,从区域角度探讨了巴蜀地域性文化特征促进唐人喜咏三国的独特现象,进而发现了三国文化注入唐诗、唐诗又在巴蜀文化场所歌咏三国历史的关联。     

西北民族文化互动与唐诗创作

唐代西北民族关系给唐人生活、思想以及唐诗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西北诸族的＂异质文化＂触发了唐人用诗来表情达意的创作欲望,这不仅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还使其包含了民族因素的审美文化。     

枫树悲凉意蕴成因论

枫树意象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枫树的自然特征是它从物象上升为意象的客观条件;它浓重的悲凉意蕴来自上古神话中的原型;<楚辞·招魂>开辟了枫林吟咏的先河;唐人悲感的文化心态升华了枫树意象,并使它在唐诗中最终定型;枫树的气韵之美和意境之雄,扩大了悲秋作品的情感张力;唐人对<楚辞>的接受,使枫树意象与伤春情境形成了完美的交融.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质疑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一文,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初印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原中华上编版)首卷“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之前。该文系摘录《鸣沙石室佚书目录提要》(简称《提要》)。为了商榷问题,先引其有关原文于次:     

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

唐人已有很强的传播意识,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传播唐诗。手抄是唐诗在唐朝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和传播的另一主渠道,歌伎演唱使诗歌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而选编诗集以及刊版印行则保证了唐诗得以跨代流传。     

唐诗对宋玉之接受论析

唐人诗作中多咏叹宋玉及引用化用其辞赋之作,通过对唐诗中提及宋玉之诗作数量、诗人群体及采用宋玉辞赋时所踏袭之语汇诸端的分析,可看出唐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对宋玉的接受情况,进而揭示“高唐神女”用典系列在唐诗中的嗣响与发展,细绎“穷士悲秋”主题为唐代诗人接受的原因和接受的方式,从而解析此主题在唐人诗歌创作实践中与创作主体生命体验的相互渗透、融合及表现。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纠谬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是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唐人写本残卷,一九一三年,曾由罗振玉编入《鸣沙石室佚书》初集影印出版,原卷书名和选家姓氏均不可知,罗氏编入《鸣沙石室佚书》时题为现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其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出版,原书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由该所再版,一九七八年九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河湟的失陷与收复在唐诗中的反响

河湟失陷,在唐代君臣和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百年沦陷期间,唐朝君臣时刻梦想着收复失地。张议潮起义,驱逐了吐蕃人在这一带的势力,表示归顺唐朝,曾令唐人欢欣鼓舞。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和唐人思想情感的反映,唐诗中表现了唐人痛失河湟的悲伤、收复河湟失地的呼声和欢庆河湟收复的心情,歌颂了朝廷的决策和河湟恢复斗争中的英雄张议潮等人,也反映出唐王朝与归义军在河湟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唐诗视野下的唐代民俗生活略论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前学界多集中于唐诗本体来观照其审美价值,忽视其背后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唐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唐代物质生产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游戏娱乐等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唐人生活的又一面镜子。     

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唐代岳州诗中的洞庭湖

唐诗表现洞庭湖的阔大浩渺多用水天一色、日月出没于湖水之间等意象。风月是洞庭湖的美丽之所在。狂风大作时,洞庭湖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微风吹拂则湖水共长天一色,日长风暖莺歌燕舞。洞庭秋月被列为潇湘八景之一,诗人笔下的酒月、风月、水月、山月、霜月令人心醉。明月秋风洞庭水共同组成一幅迷人的洞庭画卷。     

唐诗与终南山

终南山在唐诗中得到了多方面描绘。围绕对终南山的书写,唐诗不仅形成了"望终南"的抒情模式,而且也形成了"咏终南"的题材系列;唐诗钟情于终南山,与此山在唐人政治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及其对诗人生活的影响分不开,更与诗人精神世界中对它的再造有密切关系。唐人超越对终南山这一实体之山的书写范畴,把它作为理想的精神家园进行讴歌,反映了他们在人生进退选择中走过的曲折思想轨迹。     

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

商周龙凤的整体形象是威严和神异,与龙的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相反,凤凰的神异和威严却慢慢消失,从祥瑞、凤喻人和唐人生活中的凤凰三个方面复原唐诗中的凤凰形象,可以看出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南开学报2011年第5期钱志熙:《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指出唐人古体虽是以汉魏古诗为模范,但作为唐诗的一种体裁,与近体一样有它确立与发展的过程。自永明体产生后,从齐梁迄初唐的诗坛就出现古今体分流的现象,这是唐人古体的先驱。但唐诗古体的真正确立,则是与近体诗体制的完全确定分不开的。唐诗古体的发生、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对汉魏晋宋诗体的继承,更是对齐梁陈隋诗歌体制与创作程式逐渐摆脱的过程。     

盛唐气象论

(一) 宋严羽《论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指的就是唐宋气象的内涵有别。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论唐之气象也有类似看法,“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格高”指格调高越、诗旨昂扬。“气畅”指诗意师心,自然成篇。可见,盛唐气象原为诗评家推崇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的风格。本文借用严羽、谢榛等人的盛唐气象概念,由诗扩大到文艺领域,凡音乐、书法、绘画、歌、舞、服饰等等,亦均有与诗歌相类的时代风格,产生气象的共鸣,其共同的意蕴是,闪耀着唐人健康向上的风采、恢宏豪宕的气质、雄浑宽远的境界。这种文化风骨成为唐人创造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