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198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型”规律,但该规律并不能解释1980-2013年间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剔除所有影响因素情况下,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符合“倒U型”规律;使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偏离“倒U型”规律的主要原因是超前城市化与对口援疆政策.此外,经济增长有助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拐点的提前到来;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弥合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才能进一步缩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收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做了延展性探讨。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能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分别是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和家庭收入促增路径，前者中介效应弱于后者。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城镇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要略强于农村地区；两种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表现较为多样。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文章通过设定面板协整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校正模型考察短期动态调节效应。通过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异质性的面板协整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短期内应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大农业投入,长期内应着力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就业公平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惩罚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选取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就业公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就业保护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效应”,稳定就业占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效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趋势,稳定就业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逐渐下降.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各级教育投入、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出发研究各级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微观机制,并探讨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资源的配置效率。文章通过构建含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1995-2014年省级数据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各级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教育投入是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帕累托改进的有效手段,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具有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另一方面,各级教育投入效果不一,相比而言,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阶段教育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调整的背景下,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可在短期弥补私人投资减少平滑经济增长,还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教育投入再分配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既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转型滞后的矛盾,是实现兼具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目标的重要保障。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目前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就我国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特征,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312和0.471.(2)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只对处于特定城镇化水平的省份才成立.(3)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和扶持农村来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且对处于较高城镇化水平的省份还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倒U型”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资料,首先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倒U型”关系检验,最后分析两者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呈现出了“倒U型”关系,且拐点在39％时出现,湖北省城镇化已经进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阶段.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短期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则为双向;短期内,城镇化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加速了城镇化进程;长期内,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1981～2006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最小二乘估计以及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各指标没有反作用.这意味着虽然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最近二十几年来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库兹涅茨的"倒U"效应并不成立.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重点分析前沿技术差距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差异化作用。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两类创新发展；前沿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尤其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前沿技术差距导致在企业和数字技术的互动和融合时产生差异，进而对数字经济创新效果的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影响，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宁波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近年来，宁波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各县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同时，与北京、上海等国内发达城市相比，宁波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应进一步强化统筹发展战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落后县市的扶持力度，努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