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民主的自主性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为核心的新型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根基和相对成熟有效的现实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大代议民主与政协民主协商相结合制度、政府公共决策的协商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制度等方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略论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出现的民主新形态,在我国取得了制度保障、实现形式、政治效果等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协商民主的实体制度与程序、协商机制、基层民主协商、监督机制等方面不完善、不健全、不到位等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因,要坚持党的领导,立足我国国情,综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制度建设。通过坚持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推进协商实体及程序上的制度化设计,健全政社决策协商机制,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完善协商民主监督机制等措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在西方兴起并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模式。我国浙江省温岭市进行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参与、人大决定、民主协商的公共决策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这种协商民主形式存在协商的真实性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须循制度设计与文化培育两大路径加以解决。     

中国协商民主：宪法依据与制度实践

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政治协商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我国《宪法》从序言到正文、从国家根本制度到公民权利义务等篇章的具体条文对协商民主作了系统的规定,协商民主有深厚的宪法规范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协商领域不断拓展,从政治协商、政党协商走向社会协商和公共政策协商,协商民主由民主形式深化为制度实践。依宪法为基石的协商民主呈现制度化和程序化、协商方式日益拓展及基层民主协商渠道日趋活跃的新趋势。     

完善政治协商机制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提高协商民主的效能，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必须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增强政协参加单位和个人的民主协商主体意识。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必须以增强民主协商的质量为目标,不断提高其规范性、责任性、公平性、多元性、公开性和实效性。增强人民的协商民主意识、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拓展民主协商的范围,让民主协商的主体充分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依法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依然是必然选择。     

筑牢基础:关注基层政协协商民主真实有效的现实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中国协商民主理论虽不及西方完善,但我国有丰富的实践探索。自中共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其中尤以以人民政协为载体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最为突出。人民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最主要形式,同时政协也在践行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人民政协特别是基层政协在民主协商的实践中却面临着困境,主要表现为制度化水平低,参与平台少,参与效能低等问题,没有真正体现其协商本色。基层政协实现民主协商需要社会资本、公共理性、公民社会等作为基础,从协商民主基础这个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对于基层政协发挥实效的基础作用,以期对基层政协民主协商建设有所裨益。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也是消除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需要;同时,不仅能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支撑,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基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与国际民主话语共通的基础上,还有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它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进一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     

协商民主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实质,是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众参与要求日益高涨和多党合作逐步活跃的情况下,对如何整合群体利益、扩大政治参与、推进社会和谐而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制度上的建设相配合,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要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还要处理好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同其他民主形式的关系。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使协商民主由民主形式上升到民主制度层面。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决心和使命。     

宁波市政府决策咨询机制建设的实证研究

宁波市政府决策咨询迄今尚未步入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轨道，而近年来宁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整个政府系统的决策质量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政府决策咨询机制的建设已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宁波市政府决策咨询现存问题有领导决策咨询意识淡薄；决策咨询机构分散和职能交错：民情民意反馈机制功能不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机制尚未形成。为推进政府决策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必须整合现有力量，建立政府决策咨询的组织机构；界定重大决策事项范围，将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化；拓宽民意征集渠道，建立民情反映制度；建立和健全决策的监督和纠错机制。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

协商一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精髓。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它既存在于政治体制安排及其运行机制中,也体现在各级各类选举和领导班子的决策中。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坚持协商民主并不等于排斥票决民主。协商民主相对成熟,但它不应成为我们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的资本,更不应成为我们怠慢票决民主的理由。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在各级各类选举和领导班子的决策中,既要进一步坚持协商民主,更要进一步完善票决民主的具体制度、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三三制”政权

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公共性、合法性、政治权威主导性.“三三制”政权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政权工作中与非党人士实施民主协商,充分发挥参议会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作用,实施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因此,“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的雏形.“三三制”政权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启示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丰富协商的内容,创新协商民主的形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等.     

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困境与推进思路分析

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更广泛更深入开展的同时,其制度化建设不可忽视。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是其由文本制度的正式确立到切实落实趋于稳定的过程,但是目前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在制度确立及制度落实两个方面都存在建设困境,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必须要采取完善文本制度、提升制度意识、推进保障机制和衔接既有制度等措施。     

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民主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而民主政治实现的形式可以不同.协商民主是同表决民主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更高级的协商民主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能背离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