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赫伯特的宗教诗《复活的翅膀》解读

《复活的翅膀》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一首宗教诗,这首诗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赫伯特象形诗中的杰作。在这首诗中他通过对象征艺术的独特运用,把诗歌的外在形式与所宣扬的宗教主题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谓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从视觉模态的角度剖析两首卡明斯诗歌的蕴意

卡明斯的视觉诗,使线性文字——英文拥有了象形文字的象形表意功能,从而创造出了逼真的视觉形象,让人可以一边吟诵着诗歌的文字,一边观赏着诗歌所要传达的蕴意.堪称诗歌艺术中的奇葩.将从视觉模态的角度入手,尝试剖析两首卡明斯视觉诗的蕴意,从而从更深层面来体会诗人的深厚情感,揭示诗歌的深刻含义.     

罗伯特·克里利投射诗理论与实践述评

罗伯特·克里利一直被认为是仅次于查尔斯·奥尔森的投射诗派中坚人物。他提出投射诗的核心原理：“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研读克里利的散文和访谈录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竭力拥护与奥尔森共同推出的投射诗理论,他此间有关客观性、语言、形式以及诗歌尺度的言论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投射诗理论的诠释。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即使是在他极力拥护投射诗理论时候,他的有些诗歌也表现出对投射诗原理的背离。这可以从他这段时期创作的几部组诗中得到证明。无论克里利是否遵循了投射诗理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尝试把自己的即时感知投射到诗歌中,从而为自己在美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内心之"戏剧"——论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

罗伯特.布朗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诗人,他对英国诗歌最具独创性的成就在于他成功地发展了"戏剧独白"体裁。本文着重探讨了布朗宁如何巧妙运用戏剧场景、独白的形式、多种诗歌技巧和独特的诗歌语言来完成主人公对自我灵魂状态的揭示,从而展示布朗宁戏剧独白诗的特色。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