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英文）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外国文论的当代形态:实绩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求是学刊》编辑部等协办的"外国文论的当代形态:实绩与问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于2012年8月15~18日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     

哈罗德·布鲁姆诗学轨迹探析

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早年在浪漫主义研究方面的深厚积淀,为他后来的诗学建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提出的"影响的焦虑"、"误读"、"误释"等诗学观点,从表面上看都致力于颠覆传统和消解经典,但事实上他对传统经典的"消解"是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的,而随着<西方正典>等著述的问世,布鲁姆俨然成为维护西方文学传统的代言人,其捍卫经典的激进态度成为学界的一道景观.当然,布鲁姆对所谓"憎恨学派"的拒斥显得有些绝对,他的诗学轨迹也不无"褊狭"之处,但正是这种"褊狭"成就了这位关注经典褪魅和返魅的诗学大家.     

哲学思维的跨文化转变——卡尔·雅斯贝尔斯与跨文化哲学的挑战

今日全球化这一世界境况要求哲学思维的跨文化转变.跨文化哲学指称一个新的哲学工作领域.跨文化性概念标志一系列文化相遇的基本范畴:文化身份与民族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特有性与陌生性以及跨文化解释学等.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计划是一种理念、假设、路标、目标和一种普遍的哲学交往过程,因此,世界哲学并非有朝一日可以存在于客观形态的某种统一理念之中.雅斯贝尔斯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摆脱了所有排他性的绝对效应要求,在开放的视域中,提供了人类能够借以理解自身不同来源的一座平台.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从最初作为清算极"左"文艺思潮,冲破"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束缚的一支重要力量,到80年代中期文艺批评界"方法热"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再到90年代后期对文学创作观念和后现代文化研究立场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在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的接受、演变与影响的历程.     

当代西方哲学存在论的总体特征及其理论缺陷

当代西方哲学存在论的总体特征是:反对传统实体性的存在论及其具有的理性与非理性、个人和社会、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等二元对立,转而强调它们在语言活动、非理性和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相互融合;其理论缺陷则表现为以非理性活动为基础的意识哲学倾向,以狭隘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实体论倾向,抽象的缺乏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     

当代西方科学技术观的历史与逻辑

通过深入分析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论到哈贝马斯的技术决定论再到当代科学技术伦理建构的历史进路,可以发现当代社会人们科学技术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伦理建构的价值所在.面对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成分日益增加,科学技术可能的风险也在加大.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的晚近研究表明,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与价值无涉的工具,而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之中的社会建构.技术的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多种社会价值因素决定,并且社会性地建构起来.     

张力：在文学与文化之间——2011年文艺学前沿研究报告

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覆盖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大界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的全球化、视觉文化、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等诸多论域,均有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使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多层级的深入与科际之间的互动。文化研究丰富、扩大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突破、超越了文艺学既定的学术体制,但是,作为一种＂后学科＂,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文化只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文化研究不可能完全取代文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上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对研究者而言仍是任重道远。     

论柏拉图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放逐

在整个传统哲学中,由于理性形而上学的绝对霸主地位,人的感性存在一直处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状态.追根溯源,柏拉图哲学是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在柏拉图哲学的对话中,他不仅在时话的内容上通过提出著名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共相"论来论证理性高于感性,而且在其对话的哲学表现形式的风格上,也要尽力去让理智得到颂扬、感性得到贬低.追思感性的这种遭遇,对我们反思传统哲学的得失,重建当代哲学不无裨益.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对语言作为语言自身的兴趣”——读伯纳德·S·所罗门先生近作《论中国古代名家》

当代美国学者伯纳德·S·所罗门(Bernard S.Solomon)先生于近期完成的大作《论中国古代名家》(On the School of Names in Ancient China)是一部从"语言"视角切入"哲学"问题来反映当代西方汉学界"名家"研究最新成果的优秀学术专著,此著对"名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与公孙龙之思想文本的分析体现出其精准的问题意识、清晰的逻辑思维与深厚的学术底蕴。然而,所罗门对"名家"的研究,只是做到了参照"语言"自身来研究,而并没有做到跳出"语言"自身来研究,因而明显地忽视了对东方思想传统中"道家"与"佛教"等思想学派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深刻"洞见"。     

政策增长的公正回归——兼以能源政策分析为镜

当代政策科学研究保存了包括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学科属性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符号和象征世界等诸多内涵.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政策科学对于现实政策制度和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构,合理、科学的政策必须来自于政策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与政策理论的优劣密切相关.政策增长是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发展模式,而单一的学科或理论背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借助能源政策分析为镜并通过建构简单的基础模式后,可以发现真正的悖论实际存在于能源产业乃至公共经济学体系之外.毋庸置疑,公正内含有对效率的可持续性追求,即在基础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拓展多元化和合理的增长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意味着均衡和合理.事实上,对于政策公正的回归是现代多元正义观念内在统一的体现,并寓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科学、和谐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