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后期政治抉择中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政治抉择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政治情感方面,既有因为离开故国而痛不欲生的哭诉,同时又主动向北朝统治者示好,为北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处世态度方面,既想隐遁不仕以保全节操,又主动要求做官,长期摇摆于出仕与隐遁之间。庾信后期政治生命中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导源于他的士族人生观。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是庾信一生不变的追求。庾信矛盾的人生观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集中体现了六朝士族阶层在政治道德领域重家轻国的共同价值取向。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北方文风和庾信后期创作

庾信后期的作品,在题材、形式和风格上,都与前期的有很大不同。一般文学史研究者都指出他后期创作的变化来源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的影响,以及北方文风的积极作用。本文拟循这一思路深入,探索庾信接受北方文风影响的契机和途径,并对他后期创作中融合南北文风而形成的某些特点作一简略论述。     

节操意识:庾信后期情性之作主题解读

对庾信后期诗赋等情性之作主旨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决定庾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是他后期情性之作,而情性之作的主旨不是“乡关之思”,而是复杂的节操意识。真正造成他晚期诗赋取得极大成就,造成赋境大变,并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的主要原因是他执着于“节操意识”的艺术外化。     

庾信乐府诗的民族融合景观

庾信的乐府诗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朝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生活图景。庾信的乐府诗以其仕北生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乐府诗虽以汉文化为主导,但"胡音"因素已然不自觉地渗透到其诗作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事物构成前期乐府诗独特的文学意象;后期乐府诗以"胡汉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为创作背景,丰富的民族生活无疑激发了庾信的创作热情,他将自己纯熟的声律理论与多民族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特有的民族融合的文学景观。     

庾信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庾信生活在动荡的南北朝后期,以文学才能深受梁、西魏和北周朝庭的优遇。他早年出仕的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朝代。在文学上庾信与徐陵齐名。但有些诗因写得“浮放”、“轻险”而被一些人称做是“辞赋之罪人”。由于战乱,他前期的诗文都不复存在了。出仕西魏后,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促使其诗文“绮艳”、“清新”、“老成”。如杜甫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辞赋动江关”。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论庾信后期诗赋的情感模式

一、庾信后期的人品与文情综观历代关于庾信日评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对其后期诗赋的艺术成就交口称誉,另一方面对其后半生人品则颇多微词。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之说(西方亦然),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庾信后期人品与文情的关系,就成了本文首需解决的问题。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论庾信后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来对六朝的诗歌评价甚低,但对庾信的作品却多有推崇。如杜甫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又如陈沆认为庾信的《拟咏怀诗二十七首》成就很高,“诗史之目,无俟杜陵。《哀江南赋》,与此表里”(《诗比兴笺》)。从杜陈二氏的意见来看,庾信之所以受到推重,盖主要在于其后期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强的写实精神,内容比较丰富,情感比较深刻,描写比较真实。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对其后期诗作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那么,我们对庾信的认识,仍然将是笼统而又模糊的。庾信后期的诗歌创作,的确具有写实的特点,但在不同的阶段,其写实的程度不同,其艺术成就也有高低。     

创伤记忆与庚信后期的创作

庾信一生曾经历两次大的灾难,侯景之乱与江陵之祸,这成了庾信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记忆,也是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创伤记忆造成了他认知上的异常与敏感,使他的创作张力始终保持不衰,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动力所在.     

论蒲松龄的儒学思想和鬼神观念

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     

苏轼前后贬谪思想之异同

苏轼一生遭遇过两次重大挫折 ,中年时被贬黄州 ,晚年时又被贬至惠州、儋州。他一生都在追求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 ,因客观现实的沉重打击 ,在黄州时他对于仕途感到过失意 ,但他并未绝望 ,仍想东山再起 ,佛老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用于排遣苦闷和进行自我安慰的有力工具。来到海南后 ,他则绝意仕途 ,转而效慕陶渊明 ,而这时佛老思想只是他追求生活本真状态的一种补充。     

张九成忠君爱民的政治思想

张九成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同时他还是一位忠君爱民的政治家。他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利用一切机会为皇帝建言献策;在朝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张九成谨守孟子民本思想,勤政为民,关心群众的疾苦,深受百姓的爱戴。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     

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方式的演变

阿拉法特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为巴勒斯坦民族求解放,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不断成长,其斗争方式由武装斗争逐渐转变为武装斗争与政治外交并举,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论国家干预背景下教育平等理念与实现途径的转型

欧阳修一生对佛、道二教并非一视同仁,他早年即有远佛亲道的倾向,晚年亲道态度更加明显,这从他的诗文与言行中可以发现。欧阳修一直没有解决"神仙有无"这一令他困惑终生的道教问题,却因始终相信"有道",而且越来越认识到道教求仙的生活胜过名教求富贵功名的生活,以至于晚年出儒入道。     

畸于人:一种自视与文化姿态--早期身世与交游对范成大隐者情怀形成的影响

范成大(1126—1293)十七八岁时连遭亲丧,骤然间由一个企慕豪纵、追求快意享乐生活的官家子弟沦落为孤儿。他返回故里,度过了十余年的居寺读书生活,并由此转变为一个兼具传统文人双重文化性格的士人。早孤这一身世之变与其较为广泛的交游对他思想的转变及其士人文化性格中隐者情怀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贾宝玉悲剧性格的生成 ,既是时代的产物 ,更是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宝玉正是由于在“错位”的生存状态中“错会了性情”,才形成其独特的悲剧性格的。加之他具有偏离的“恋母情结”和面临着爱情与婚姻、灵与肉的分离 ,因此他否定了整个男人世界时 ,却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位置 ,于是他陷入了自我矛盾自我纠缠中     

论张学良人格特征的双重性

张学良人格特征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他忠君近愚,爱国若狂,但关键时刻又"忠""爱"相悖;他顺亲至孝,重情举义,但时常"孝""义"背反;他光明磊落,轻虚鄙伪,但往往"神""形"有异;他耿介拔俗,放荡不羁,但终生"狂""忍"同体;他因荫入仕,因"罪"而隐,但内心"仕""隐"互煎。探索和把握张学良人格的双重性及其形成原因,对客观评价张学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