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了一个包括金融中介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利用1995Q1—2021Q4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对相关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基础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与上升,影响金融稳定;(2)以信贷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杠杆率为信号源的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表现较好,能够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目标;(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带来产出、投资等的减少,加剧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所诱发的波动。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金融“脱实向虚”背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构建与政策协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造成金融体系“脱实向虚”问题愈发严重,传统信贷渠道受阻,社会融资出现结构性失衡。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并创设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的同时定向支持实体经济扩大信贷融资,双管齐下破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影子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纳入双支柱调控框架,分析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应与可行的政策搭配。研究发现,传统的信贷监管与总量货币政策容易诱发监管套利行为,难以实现精准调控。相较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定向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疏通信贷渠道,推动金融“向实”;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限制影子银行盲目扩张,促进金融“脱虚”。进一步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具有叠加效应,可以形成较好的政策合力。此外,有效识别影子银行底层资产风险可以通过风险渠道抑制影子银行逆周期扩张,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达成更好的政策效果。本文研究为双支柱相关政策边界拓展与政策协调搭配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与建议。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竞争风险下我国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持续期数据,对贷款终止的提前还款和违约这两种情形展开研究,估计了竞争风险下Cox比例危险模型,刻画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两类风险概率随协变量变化的时间效应。对竞争风险下的Cox比例危险模型,本文计算了相应的Cox-Snell残差和Deviance残差用于模型的拟合检验,检验表明本文估计的竞争风险模型用于抵押贷款持续期数据的分析是合适的。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基于持续期的贷款终止风险研究在银行抵押贷款证券化和信贷风险管理中的意义。     

中国金融风险周期监测与央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果识别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并基于动态模型平均法测度了金融子系统变量的时变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我国金融风险周期指数（FRI）。然后改进构建了分区制货币政策模型系统,并采用逻辑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LST-VAR）研究了高低区制下,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区制特征,样本区间内FRI大多时期处于低风险区制,而高风险区制的时间段与国内外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相吻合。两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均有利于抑制金融风险及其波动,且在高风险区制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大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2008、2012和2015年三个高金融风险期的时滞效应均较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宏观层面的银行风险承担指标——银行贷款审批条件指数,通过因子载荷矩阵和主成分分析法将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等主要影响成分从风险承担影响因素中分离出来,重点探究了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小和贡献度,从而明确了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市场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17家商业银行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银行间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加强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银行资产规模低于4万亿时,非利息收入的风险分散化效应并不显著,而银行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时,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     

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影子银行体系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ΔCoVaR方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检验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分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当影子银行规模超过拐点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集聚传染效应；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U”型影响主要通过期限错配和稳定程度两种路径传导，而通过信贷水平和非利息收入两种传导途径则呈“倒U”型关系；商业银行个体微观特征和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而有效监管的前提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评估。文章基于边际预期损失(MES)方法,计算了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成为目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     

我国利率的非线性动态调节及其货币政策效果

 本文针对我国的实际经济背景而扩展现有泰勒规则模型的设定和估计方法，以此揭示人民币利率的长期均衡及其短期非线性动态调节，并进而刻画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效果。本文的主要结论为：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揭示了我国的长期均衡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松紧状况，2004年第3季度后市场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货币政策偏松，但2008年第3季度货币政策偏松状况基本消除。央行对利率的动态调节在货币政策偏紧时速度较快，在货币政策偏松时速度较慢。进一步，在货币政策偏松时利率上调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在货币政策偏紧时利率下调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刺激效应相对较小。本文的结论不仅为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提供实证支持，也从利率对通胀和产出的调节效应的角度解释了近期利率快速下调的原因。     

数字驱动、网络平台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为进一步厘清数据要素的宏观经济机理、分析与评估宏观经济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秉承“新古典复兴”学派的逻辑，本文构建了包含网络平台主体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财政补贴政策与非数字人力资本投资冲击分别对消费增长、数据资本积累、总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变量的动态效应，并模拟研究了货币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协调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发现，网络平台对消费需求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及时反馈，提升了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拉动内需增长的效率，加速了数据资本积累并呈现出与非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的特征；政府对网络平台研究与试验发展（R&D）项目的适度补贴可持续刺激消费增长，有利于改善市场配置效率、削弱商品价格上涨刚性、保持物价长期稳定；非数字人力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会抑制数据资本积累；数字时代，科学协调财政补贴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使我国宏观经济在增长路径上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探究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拓展的SV模型测算2002—2020年我国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并使用TVAR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分区制影响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更强，但滞后性更弱。其次，相较于金融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更明显，在产出和价格高波动区制下冲击效应被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经济不确定性水平高增速情形下，金融不确定性的提升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起到放大作用，而金融不确定性水平的增速高低基本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本研究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不确定性视角解读经济波动现象，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信贷风险判别分析

现阶段，商业银行信贷仍是我国社会资金配置的主要方式。出于盈利和风险考虑，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天然具有顺周期特征。为实现稳增长目标，政府更倾向于逆周期调节。受到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影响，省级地方政府会采取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干预省域资金配置。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因此，省域信贷风险判别是一个动态过程，需在经济周期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整体考虑。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建立了2008年以来省域信贷风险识别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与不良贷款率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资本回报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向影响关系，且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二，依据分类准则，属于信贷高风险的省域分别是：河南，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第三，在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资本回报率的显著作用影响下，我国各省域不良贷款率呈现U型变化，不良贷款率阈值为1.49%，即当不良贷款率大于1.49%时，省域贷款风险较高；第四，当我国资本回报率处于企稳阶段，不良贷款率处于低于阈值的谷底阶段，且省域间风险差异性较小。当我国资本回报率处于下行阶段时，不良贷款率上升至阈值线以上，且省域间风险差异性较大。     

金融稳定目标下非常规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

如何有效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并严密防范各种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阶段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在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家庭住房抵押借款摩擦和银行贷款摩擦,深入探讨非常规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效果,并分别考察了非常规财政政策、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二者协同调控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利差维护金融稳定,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效率成本问题;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发挥“抑房价”并弱化住房贷款与非住房贷款之间挤出效应的作用,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能够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部门并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银行系统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

文章采用中国14家上市银行1999-2015年的日收盘价数据估计出相应的beta系数,使用简单面板OLS模型、固定个体或时间效应模型以及随机个体或时间效应模型,对中国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银行系统风险与金融杠杆、贷款资产率以及盈利能力有正相关关系,与银行规模和流动性比率有负相关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2002~2010年我国13家全国性商业银行9年的面板数据,用平均贷款利率作为因变量,用资金成本、违约风险水平、银行相对规模、资本充足率、贷款集中度、银企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运用混合数据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影响因素,发现除资金成本、违约风险水平与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它自变量对贷款定价的影响都不显著。     

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传导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文章选取TVP-SV-BVAR模型分别从全局性及多重情景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能够在短期内起到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但长期内会加剧汇率波动。同时,央行外汇干预短期内会加剧投资者情绪波动而使得干预效果减弱,但投资者情绪长期内对汇率的影响不明显。鉴于央行外汇干预对汇率稳定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且投资者情绪对汇率的冲击易受非预期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货币当局如何在审慎、适当的外汇干预中保持投资者情绪稳定,并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区间内波动应成为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