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和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频繁干预的大环境下，采用2000—2019年23个国家的经济适应度指数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国际层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一国经济韧性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经济适应度即经济韧性具有非线性影响即门槛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经济韧性具有正向提高作用，而过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破坏一国经济韧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创新效率来促进一国经济韧性的提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韧性的提高起正向作用，而对发达国家则起负向作用。     

环保决策路径选择研究综述——以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为研究背景

西方环保领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并在确定时间内对竞争价格有重要影响。环境经济的不可逆性研究目前主要应用于不可逆后果的水利工程和温室气体效应研究。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二者关系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必然导致环境价值保护决策的不可逆性,二者共同影响环保投资的预期成本和投资预期净现值,对环保政策产生负效应。根据已有的环保决策理论,结合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二因素,环保决策路径的选择应该包括不确定性评估、环保决策指标设定、环境资产交易定价边界设计、环保决策选择和实施最佳时机等环节。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隐性经济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对环境规制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为制度弱化的指标并未引起重视。鉴于此,以“两型社会”国家级示范区湖南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理论表明,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均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实证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河南省能源-经济-环境动态关系研究

依据河南省2000—2014年能源消费总量、GDP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河南省能源-经济-环境的VAR模型,基于此,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河南省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关系及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河南省环境污染对能源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能源消费及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短期内的主要贡献因子均为能源消费。最后为促进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从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污染防控、大气污染防控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给予一些政策措施和建议。     

中国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综合的环境污染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标,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将经济增长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并控制产业结构等因素后,环境污染程度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中国省际层面得以验证;同时,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也显著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关注并加大对人类发展的投入力度,是解决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两难困境的关键所在.     

论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的分摊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的含义本文所讨论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是指生产或生活方面的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后,为了对环境进行治理和清除污染而投入的资源的总和。根据对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的这一解释,可以明确以下四点: 1.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不包括给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补偿费用以及给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受害者的补偿费用。2.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不包括环境尚未受到污染,但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     

不可再生资源、碳排放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Romer模型,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环境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求解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得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结果表明,较高的研发效率、充足的人力资本存量、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较高的技术清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资源与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孟加拉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对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孟加拉国在向经济现代化迈进中造成了耕地和动植物种类减少、空气和地下水污染、自然灾害频繁等环境问题。孟加拉国采取制定环保法案、控制环境污染源、增加环保投入、提高环保意识、实施国际环保合作等保护环境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可为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     

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环境污染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彰显,仅靠行政处罚和诉讼的方式不能完全消除污染给人们造成的损害,受害人很难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得到充分的经济补偿。相比之下,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方式之一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明显优势。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尽管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相关立法工作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给社会成员提供实质性平等的环境权利与合理的责任分配是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关键。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1995—2009年期间经济增长指标和三类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以计量分析方法考察安徽省经济增长和各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安徽省三类环境污染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呈现倒U型,而是随着经济增长波动较大,呈现N型等关系曲线。针对分析结果,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增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区域环境污染监控与治理三个方面提出对安徽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口、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采用昆山市1991-2007年人口、经济相关数据,对昆山市人口、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质量进行了库兹涅茨曲线拟合分析,发现昆山市目前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正N型曲线关系,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方面则不存在明显曲线,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对环境影响不明显。这说明昆山市目前已进入人口、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转折的关键点,转折的实现需要积极的环境政策响应。     

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政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基于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在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即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后,基于对比分析,可进一步讨论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不一定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政府政策可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兰州模式”来看,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可使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政府持续和有效的政策作用下实现渐进逆转。     

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分析

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但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而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决定的。以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关系型社会结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政治结构为框架,对环境污染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政策;在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下,锦标赛竞争激励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在关系型治理下,环境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程度不高。从城乡收入差距、政治体制、关系型治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环境质量的建议。     

四川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计量模型,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四川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及其冲击效应,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四川并不存在.因此,在环境保护和改善方面,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即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和环境改善政策,加强对环境污染项目或企业的控制和环境污染排放的监督检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于VAR模型的青岛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青岛市1985—2010年的人均GDP水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样本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此模型对青岛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发现,经济增长会加速环境污染,由于环境承载力的存在,环境污染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存在滞后期。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市必须加快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全国蓝色经济领军城市。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

本文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首先给出了一个EKC的微观解释,并应用上海市环保局1990-2001年度有关空气质量的环境指标数据,通过一个简化型模型的回归分析,论证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即经济增长初期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但到达一个转折点后,经济增长又会引致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并且证实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总体上讲,经济增长最终将会改善环境质量,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经济增长本身,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发生,而要通过政策响应来实现.     

环境法的修改与历史转型

我国可以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以实现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环境基本法的修改坚持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等原则.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损害救济、附则等部分.     

中国农村工业化及其环境污染的原因初探

中国农村工业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对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促进了经济体制的转换;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收入;加快了小城镇建设的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代价相当大,尤其是这些年来在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忽视了环境污染与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形成了沉重的生态负债,农村工业化和保护资源、环境、生态之间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面临的国土、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客观地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造成农村工业严重环境污染的原因包括：理论研究的盲点与导向的片面性、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布局分散等。     

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95—2011年福建省数据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工具,对福建省1995—2011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与人均GDP增长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存在长期的矛盾;人均实际GDP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冲击是负向的,表明农业环境污染的加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差分解显示人均GDP增长是解释农业面源污染方差变化的重要变量,而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变化的贡献度较小。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益于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