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产业升级——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规制强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产业升级,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文章首先从波特假说和壁垒效应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如下：静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并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本辖区及邻近区域环境规制的提升都会一定程度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忽略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将会导致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过高估计;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和政府干预均会不同程度地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环境规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退出

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企业退出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对于无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提高,但对于有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影响不显著;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退出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更显著;民营、国有企业退出概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正相关,港、澳、台外资企业则相反;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提高企业退出概率,东部地区企业则相反。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淮河流域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将其外部环境不经济性内部化所采取行动的外在表现.文章基于2000-2005年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对其环境行为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利润、企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企业环境行为正在由消极环境管理向积极环境保护转变,环境意识正在由"先污染、后治理"向"边污染、边治理"转变.虽然针对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针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存在着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对工业废气的治理重视不够等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基于VAR模型的青岛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青岛市1985—2010年的人均GDP水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样本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此模型对青岛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发现,经济增长会加速环境污染,由于环境承载力的存在,环境污染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存在滞后期。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市必须加快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全国蓝色经济领军城市。     

环境规制可以“双赢”吗?——中国工业行业细分视角下的强“波特假说”研究

面对"粗放型"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环境规制道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选取2003-2015年工业部门37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污染密集指数划分行业类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限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2）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环境规制与GTFP整体呈"U形"关系，其中，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倒U形"关系，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U形"关系；（3）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抑制GTFP阶段，中度污染型行业还未跨过拐点，有待进入激励GTFP阶段，轻度污染型行业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激励GTFP阶段。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着眼于中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逐步优化重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产能结构，建立合理高效环境规制组合，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农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农业园区快速发展,已经进入种养殖深度融合、产业链延伸构建、区域社会经济环境联动发展的关键阶段,农业园区环境影响表现出复杂性、复合性的特点。为适应农业园区生产模式变化,科学应对农业园区环境影响新变化,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农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策略方法。以某农业园区为例,统筹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农业环境影响减缓、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空间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风险防控、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适合于农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指标构建的策略,以期提高农业园区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农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到借鉴作用。     

湖南环保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路径

环保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它对我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美丽中国"和"绿色湖南"的大背景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环保产业对湖南经济发展的贡献,并通过分析湖南环保产业存在的困境,提出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优化路径,对湖南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超效率DEA Malmquist Tobit模型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05—2014年各省市的工业环境效率进行静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环境效率水平较高,但各地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环境效率值较高,云南、贵州等地较低;11个省市的全要素环境效率的增长率平均值大于1,技术进步是工业环境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环境管制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外商投资和人口密度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环境规制下的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分析了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污染排放效率提升缓慢,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工业规模的优化有助于改善污染排放效率,但原有技术的继续使用却导致污染排放效率降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间接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建议西部地区实行差异性环境规制,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构建可持续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     

环境法治与环境污染水平——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例证分析

我国自1973年颁布《关于保护和完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业已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那么，环保法治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吗？文章探究了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分析了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7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升级是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动态效应检验验证了文章的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且通过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地方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意味着地方环境立法的减排效果具有长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区域的检验结果也验证了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结论，与长江经济带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效果较为稳健，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对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得到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地方环境立法的治污效果；进一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立法通过产业升级抑制了环境污染水平，即产业升级是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意味着通过地方环境立法激励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文章最后从全面推动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健全地方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扩大环保领域转移支付力度、保证治理污染资金充足、增加环境保护考核标准、防止出现"运动式"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机理，并通过实证进行了一系列检验，通过传导机制检验验证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丰富了市级层面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研究，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