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儿童家庭照顾者的政策支持：喘息服务视角

残疾儿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照顾。照顾者长期承担看护特殊儿童重任,在特教学校（机构）、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疲于奔命,身心健康遭受较大损害,对这类家庭提供政策支持成为应有之义。喘息服务的价值在于,对照顾者进行生活帮扶、经济支持和心理辅导,家庭得以舒缓压力、放松休息、重燃希望。政府要探索支持特殊儿童家庭照顾者的有效路径,建构标准喘息服务体系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让特殊儿童家庭得到有力支撑并得以存续;发挥社区服务终端功能,营造关爱残障儿童氛围,使照顾者感受社会关爱和人间温暖,提升特殊儿童家庭生活质量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的政策保障——基于喘息服务视角

失能老人的配偶、子女等家庭照顾者,为履行看护职责心力交瘁,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和援引社会支持进行介入性干预。喘息服务可缓解照顾者疲劳,是应对家庭养老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良策。国家层面要重视喘息服务和家庭政策议题,建构支持网络、丰富服务供给模式、做好照护和医疗转介,让失能老人接受居家照料或机构暂托服务,使得照顾者身体得以休憩、压力被缓释;拓展以社区为主体的喘息服务载体和路径,建设照顾型社区和进行适老化改造,利用智能化手段和护理机器人等提质增效,营造家庭、社区和社会有序衔接的友好照顾氛围;规范喘息服务标准和质量评价技术,促进失能老人照护、养老、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开展广泛覆盖的社会帮扶、经济支持和心理辅导,提升家庭照护能力、摆脱全天候照顾责任羁绊和降低社会风险,形成恩慈、有爱、恒久的人居环境。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我国儿童公共照顾资源政府给付方式

随着传统家庭内部的儿童照顾功能式微以及积极福利和社会投资等理念的盛行,相关社会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调由政府全部承担或分担儿童照顾责任,儿童照顾逐步从家庭内部事务转化为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现代政府把儿童公共照顾作为社会治理手段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儿童照顾资源的公共化和福利化。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政府给付方式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能动性和实现社会公平,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现阶段,应当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特别重视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基础作用,不断丰富和创新儿童公共照顾资源给付方式,扩展受惠人群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服务+津贴+票券"相结合的模式。     

我国大陆地区社区照顾研究综述

社区照顾是介于家庭照顾与机构照顾的新型服务模式,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在我国大陆地区,其人性化理念和独特视角符合当前我国现实需求,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兴趣。通过梳理现有文献资料,从社区照顾的内涵定义、内容与功能、开展的可行性与意义等角度综述我国大陆地区社区照顾研究成果,据此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构建和完善我国本土化社区照顾体系,实现人们的福祉,促进和谐社区的发展。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我国的老年照顾需求及实现方式探讨

目前,我国老年照顾需求逐年增加且呈多样化特点,家庭养老及社会机构养老都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社区照顾成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由之路。在解决老年照顾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资助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社区照顾机构,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义工组织发展,采取多种方式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建立起社区老年照顾体系,以解决老年社区照顾的供需矛盾。     

中国社会转型中战略变迁的公共政策学解释--西方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的中国应用

在政府治道变革条件下的公共政策实践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西方非线性的政策过程理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是能够用来解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变迁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和特殊性,西方非线性的政策过程理论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战略选择和变迁的解释又是极其有限的。运用西方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和工具解释中国转型社会中的战略选择和变迁的意义在于,通过增加中国非常态社会的丰富多彩的政策实践,使非线性的政策过程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社会转型与特区婚姻家庭

由于市场经济的率先引入,我国的经济特区出现了社会全面转型的局面,由此,特区的家庭也在发生极骤变化。这种家庭变革,实际上是一场转型性变革,即由农业社会的传统家庭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家庭进行全面转变。家庭领域的变革体现着传统伦理道德的更新与现代家庭观念的衔接...     

居家老人多元共治照料体系构建策略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多元福利提供主体在满足福利需要中的积极作用。过往相关国家、家庭、市场和志愿部门提供老年人照料的文献显示,已有的理论研究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和引导多元福利主体协同参与构建养老服务体系。面对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基于多元福利主体共同提供老人福利,立足中国家庭照料文化传统,循着多元主体参与老年人照料的政策偏好,建立家庭为核心的"一核三维"多元共治老人照料体系,应是中国老人照顾福利体系构建的核心策略。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父母难为:黑龙江省离异单亲家庭的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家庭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初级群体,对儿童的人格自尊、社会适应性、教育成就、职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庭的本质在于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离异家庭在亲子互动和家庭教育过程中与完整家庭存在一定差异。当前黑龙江省离异家庭的亲子互动和家庭教育中,存在观念困惑与方式困难并存、关注过度与关注不足并存、父职缺失与母职密集并存的特点。为此亟需完善家庭教育地方立法及其配套制度,强化家庭教育的公共属性,促进家校合作,实现家校共育,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以及倡导男女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让更多的父亲享受亲职权利、履行亲职责任,在家庭教育领域发挥积极正向作用。     

从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嬗变看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西方经济学由冲突论向和谐论演变是贯穿经济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其典型是“李嘉图定律”和帕累托最优原理。西方国家为了跳出“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这些演变和调整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从公共卫生到大众健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范式转变与政策挑战

2003年SARS疫情爆发与流行成为中国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进入崭新的历史时代,标志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范式的转变,传统的公共卫生向大众健康政策模式转变,反映社会管理方式与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时代的来临。     

论新型家庭关系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并且援引了列宁的话说,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需要做几十年的工作,这是最高尚不过的工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对建立新型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转型期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基于福利三角范式的现实思考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福利社会构建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现实,转型期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福利三角范式是西方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文章强调大社会背景下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大三角的构建,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体现公平和保障的价值,市场体现着自主与选择的特性;同时,还提出增强中国市民社会中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小三角的融合与发展,以期增强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福利社会构建。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城镇化的理论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纠偏与重塑。我国的城镇化有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一方面,中国二元社会造成的城乡隔离,不是仅仅依靠城市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西方城市化仅仅观察城市运动过程,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注不够。因此,谈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一方面汲取西方城市化理论和实践中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一般来讲,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用西方城市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必然存在适应性问题。西方城市化理论存在内部缺陷,我们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就是在对传统城镇化有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避免西方城市化在实践与理论上的缺陷,构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