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替代弹性与中国农业增长

基于VES生产函数,结合变截距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中国28个省份1978—2010年的农业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对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生产中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明显大于劳动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978—2010年间农业资本对劳动的平均替代弹性为1.529,农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促进了农业增长;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均呈上升趋势,且替代弹性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农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小还是增长率均低于东部地区。以上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可以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要素丰裕度、技术进步偏向性与中国农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笔者构建包含土地与劳动要素的CES生产函数,考察农业要素丰裕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边际产出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通过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利用中国1952-2011年农业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生产函数中的各参数,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农业部门土地与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丰裕要素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丰裕度变化共同作用于要素相对收入份额,多数年份二者作用方向相反,但技术进步偏向性主导要素相对边际产出和收入份额变化.(2)我国农业部门要素丰裕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收入份额的作用呈较强的阶段性:1952-1983年,我国农业劳动要素丰裕度提高,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5％,而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带动劳动收入份额上升6.3％.自1984年至今,我国农业部门劳动要素丰裕度持续下降,引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2.4％,而土地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下降5％.因此,为提高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应重视技术进步偏向性的作用.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CES生产函数估计

在构建1980—2010年中国工业部门投入—产出的数量和价格数据库基础上,估计了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CES生产函数,通过比较不同函数形式下的估计结果后发现:（1）（KE）L函数形式较符合中国工业部门的实际情况,且工业部门的资本—能源替代弹性的估计值为0.32,合成品—劳动的替代弹性的估计值为0.22;（2）（KE）L函数形式下,中国工业部门能源CES生产函数中的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2%,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4%,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6%。     

我国经济要素产出弹性的计量估计

文章利用1978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的要素产出弹性进行了计量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生产函数基本符合C-D生产函数的形式,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分别为0.65和0.35.     

基于修正C-D函数模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测算——以甘肃省为例

利用修正的生产函数较好地估计了甘肃省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份额。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对经济产出贡献较大,技术进步对经济产出效果不理想,而劳动对产出贡献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高投入带动,经济发展还处于粗放式阶段,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要素转化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     

基于时变参数的中国第一产业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了时变弹性MRW生产函数,分析了1978~2012年中国第一产业各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物质资本利用率水平和投资速度下,第一产业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不断下降;教育资本的产出弹性随着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劳动力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是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随着时间不断上升。     

京津冀供给侧改革分析与绿色政策建议

在梳理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外部性内部化、技术进步内生化,推演出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京津冀生产函数,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可内生解释为资本和人力的内外部产出效率,资本、人力与技术相互作用,在技术创新、信息化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可提高资本和人力产出效率。并基于京津冀生产函数进一步分析,指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确保经济均衡增长,实现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型生产的经济转型必由之路。最后提出京津冀供给侧改革的绿色政策建议。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视角下的资本质量提升

前沿研究关注资本投资数量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却普遍忽视资本质量变化可能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针对当前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利用非线性似不相关模型测算耦合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结果显示,在1980-2012年期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年均2.88％的速度提高资本质量,我国经济效率的改善既源于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中性技术进步作用,也受益于设备资本质量的提升.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学理论认为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本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其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1996-2010年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06,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704,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96;虽然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但是对于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政府应集中资本发展具有前后向关联较大、短期投资回报较快的直接生产部门;但同时也应维持基础设施部门一定的投资规模,为直接生产部门和湖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给予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     

基于省际资本存量重估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通过对我国省际资本存量进行的一系列细致推定,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得到了1978—2010年我国的省际资本存量数据。在此基础上,使用C-D型生产函数,利用DEA-Malmquist指数估算了我国1979—2010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两部分。度量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决策层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决策有其理论基础,且如何加快探索集约型发展路径,将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健康发展。     

对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扩展”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宏观经济均衡增长条件

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 ,在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设下 ,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下降乃至发生危机的必然性。即使在放弃马克思的基本假定后 ,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率依然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马克思的假定是宏观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 ,市场机制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增长速率不一致 ,从而使宏观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政府制定宏观经济“长期”政策 ,应从调整生产关系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入手 ,尽量使各种增长率保持一致。     

试析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时期的货币政策效率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多处、多次发生了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破裂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要求学术界更深刻地理解资产泡沫的发生机制,也对泡沫破裂下货币政策的“危机管理”提出新的要求.通过对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时期货币政策效率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此阶段日本货币政策对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滞较短,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效果较弱.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资产泡沫破裂时,央行可以通过利率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减少泡沫破裂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但难以减缓泡沫破裂的速度.     

我国开设股价指数期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目前我国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交易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上市股指期货交易的条件已经具备 ,时机已经成熟。有关管理层应尽早推出我国的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易 ,一方面为个人和机构股市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证券避险和投资手段 ,分散股市投资风险 ,有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 ,进一步丰富我国金融衍生投资工具 ,促进期货和证券市场的发展 ,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同时 ,由于竞争性期货交易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 ,股指期货可进一步加强股票指数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预警作用 ,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参考     

转轨期的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在经济转轨时期,若干结构因素通过乘数等方式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结构因素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预算硬约束经济和预算软约束经济、有需求的生产能力和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经济和外国经济.政府应该控制对家庭和企业的转移支付,加强对贷款规模的管理,控制公共部门规模,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

对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是通过引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考察1978-2002年陕西省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方法而进行的,并因此而回归出陕西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这种模型对于测算陕西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贡献率、分析过去25年间陕西经济增长源泉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负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企业负债与宏观经济是否相关,经济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的负债存在自我积累和强化的机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平均负债率增高,最终会以信用的急剧收缩或崩溃而结束,社会经济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以泰国和马来西亚为案例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观点。据此,建议央行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其参考依据除每年经济的增长外,还必须关注企业债务的增长情况。     

日本主银行制对我国当前银行业改革的新启示

日本主银行制对日本战后经济腾飞起到无可否认的推动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开始出现不适应,制度的惰性尤其是政府对银行的深度干预最终导致了主银行制的衰弱,且在20世纪90年代酿就了日本金融危机.我国当前的宏观环境类似于日本主银行制鼎盛时期的宏观环境,因此,我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可以部分借鉴、改造日本的主银行制,股份制银行并在我国的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试行主银行制.     

基于博弈论的宏观经济政策动态非一致性研究

通过论述理性预期和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博弈分析中的发展,分析了政府与公众的动态博弈过程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二者博弈后的结果,最后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提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加强制度保障,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等有利于形成良好、准确的公众预期以及减少政策的动态非一致性的建议。     

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既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由于多种所有制及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作为市场机制在分配领域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具有必然性。实践中,必须在全面认识二者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从微观经济领域的运行层次和所有制结构层次以及宏现经济运行层次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程度探析

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思想源远流长,既有增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也有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政府干预”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干预”与“干预净收益”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干预”。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一直在调整“政府干预”程度以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历年的“政府干预”程度就在“最优干预”程度上下频繁波动。政府应当谨慎的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以使“政府干预”产生最优的“干预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