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记忆理论: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尤其是公共遗产进行批判的做法由来已久,而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遗产进行研究往往并不完全适用。相反,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它们在多数时候是同一的。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可以将公共遗产当做文化记忆本身,因此,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引入到文化遗产研究当中会更加符合遗产的本质属性,有助于克服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过度有形化的倾向,也更利于保护文化遗产。     

神经病学教学中的两种记忆方法

神经病学是为临床医学生提供的一门课程,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具有更加专业和更加抽象的内容,这就给临床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而应该寻找多种教学方法以改进神经病学临床教学质量。两种记忆方法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较好、较快地理解、记忆神经病学症状,进而掌握神经病学其他相关知识,更好地为神经病学教学服务。     

群众路线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对象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化、环境更加复杂化,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学生发展至上"的工作理念,构建更加科学亲民的学生工作体系,强化考核监督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优化高校学生工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

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无论是在想象中书写“家园”的破败,凸现静观破败的现代派意蕴,还是以浪漫的笔调渲染故乡的美丽,寄托逃避成长的童心,他们的有关作品都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文学主题。     

群众路线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对象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化、环境更加复杂化，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学生发展至上”的工作理念，构建更加科学亲民的学生工作体系，强化考核监督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优化高校学生工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高师本科分流教学的大学生成长合目的性

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关注教育的全面性和教育者的主观诉求,强调的是如何把教育者的意志强加给学生,习惯上把大学生当成不会说话的“物”,这引发了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分流教学充分考虑大学生个体成长的合目的性,将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要求在大学生成长的维度上进行具体分类,从而更加贴近大学生的成长需要,因而能够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交易成本与企业成长分析

国有企业在成长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规模过大、机构臃肿、效益不高.如何解释,找出合理的机制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成长,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古典与新古典的局限性.在对待企业成长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中,要走出理论局限性,力求解释企业成长的诸多现实问题.而以科斯、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利用它来揭示企业成长的根源、界限、成长方向,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从而更加现实地解释国有企业成长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论韩国生态文学的概况与特点——兼谈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生态文学的比较视野

韩国从1961年军部政权执政时开始发动经济开发,1972年搞独裁继续推动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到了1980年新军部执权变本加厉地搞独裁,也更加推动经济成长。这样的军部独裁,我们叫做"开发独裁",而这样的开发独裁下推动的急速的经济成长几乎大部分带来了政治腐败、独占经济、贫富悬殊、都农隔差、不均衡发展、社会不安等严重的问题。有鉴于这样的情况,七、八十年代大学生与基层民众、市民慢慢起来对这些独裁政治和腐败社会进行长期艰难的斗争。但是这样异常急速的经济成长的另一种代价是环境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多面体与多面镜——《哈佛看中国》读后记

本文为张冠梓教授主编的三卷本《哈佛看中国》的读后感。指出由不同学科一流学者论述中国问题组合而成的多面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这个多面体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参考。不仅如此,美国中国学家的治学路数和治学精神也为中国学术界展示了许多可贵之处。     

汉字文化学的科学定位--读王宁等《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

汉字文化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 ,而且是以汉字形体结构作为根本依据的 ,所以它应该属于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汉字学与语言学既不是同一的学科 ,彼此也没有从属关系 ,因而汉字文化学与语言文化学也不应该有从属关系     

试论汉语音韵学的教学

本文论述了学习汉语音韵学的意义、音韵学研究的状况、音韵学教学的侧重点以及如何测试学生等问题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     

语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与作用

汉语语块可分为三类:词语常见组合搭配,习用短语和句子结构的连接成分。语块在第二语言习得有重要价值,它有助于产出规范和习惯的汉语表达,形成汉语语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助于克服中介语及词汇搭配错误,避免语用失误,提高语用水平。对外汉语教学中应从培养语块意识入手,将语块训练法贯穿于语法、口语、书面语教学之中,提高教学效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创新的总结和升华,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