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委托代理理论与降低成本策略

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阐释了成本降低过程中作为代理人的生产者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探讨了信息对称(无"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条件(存在"道德风险")下降低成本的策略。研究指出:以成本降低额分享率为决策变量,可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对称信息条件下,成本降低额分享率的确定只需考虑生产者的参与约束;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管理者在确定成本降低额分享率时必须考虑激励相容约束。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企改制而来，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使得中小股东无法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不同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机构投资者凭借其专业化操作手段及获取并分析上市公司信息的能力可以参与到公司治理内部，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在农村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公共权力的特殊属性以及参与各方的普遍"经济人"行为,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每一个信息源都有着隐瞒自己所拥有信息的冲动,从而导致政治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多重双向的特点.这一信息落差使参与各方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进而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呈现主体行为保守,成果显现低效等"柠檬市场"的特征.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现代公司制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制.由于利益与信息的不对称,经理层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背弃股东的利益,产生代理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持股权、报酬合约、董事会、经理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与机构持股等方式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要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     

股东道德风险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化治理

随着增资扩股带来股东范围的扩大,股东道德风险成为制约城市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是城商行股东道德风险的内在动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外部监督制约是股东实现违规行为的外部条件。防范股东道德风险必须从完善城商行公司化治理入手,建立制衡机制、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外部监管,从制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     

基于分配决策理论的公司财权分配研究

指出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财权分配问题,可分为分配机制决策和策略决策两个层次.首先以分配决策理论为平台.建立了以异质贡献为基础的财权分配模型.提出公司财权分配机制设计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依照公平性要求,按利益相关各方对公司价值增值的"贡献"分配财务收益权,这是财权分配的首要原则;依照效率性要求,应合理分配财务控制权,实现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基本对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应通过设计激励合同,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目标相一致.其次,结合我国股份公司存在的二元股权结构现象,分析了股份公司的财权分配方式在公平性与效率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指出同股同酬的平均分配机制并不是真正公平的分配方法.最后讨论如何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设计激励合同,指出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应针对经营者和大股东设计双重激励合同.     

中国IT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探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某些IT业上市公司企业业绩与员工个人收益非同向变动的现象 ,论述了IT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从业人员主权倾向 ,并从我国IT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方面分析了IT业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监控问题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评介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随着公司的发展演变,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开始为人们所青睐.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股东至上"逻辑的质疑;其实践常见于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面临着进一步演变的挑战.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重读两种模式的理论逻辑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在美英国家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也在于公司经理的责任和说明义务。美英之外的世界上的大型公司都具有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它们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美英公司治理的理论与改革措施与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不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国的公司治理法律改革应该在比较公司治理的趋势中把握未来的方向,尤其是引入美英公司的治理措施时,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研究

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涉及股东结构、股东权利、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四个方面,以期为准确、系统地评价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情况提供参考依据.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人合性是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属性。人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且通过其彰显自身,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国《公司法》很好地实现了人合性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法律对股东的制度关怀。      

支持、掏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基于控制权价值的视角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表现出支持与掏空两种不同的作用,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收益：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作为对大股东对支持公司发展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代表侵害所得。在降低大股东侵害所得的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包含法律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董事薪酬决定的利益冲突及法律规制研究

上市公司董事薪酬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公司法大多允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董事薪酬并规定相应的决定机制。在公司董事薪酬决定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从而削弱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导致董事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侵害。为此,有必要通过关联董事表决权回避、股东参与权保障、股权激励机制运用以及董事薪酬信息披露等制度对董事薪酬决定的利益冲突进行法律规制。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公司治理中,大股东拥有控制权优势,从而为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大股东也有可能通过加强监督等行为为提高公司价值做出贡献。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中国上市公司中的34个有效样本,以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估算控制权私有收益,以总资产现金收益率（RCF）作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在获得控制权后,对公司所做的贡献为正,贡献度为13．01％,但侵害度也达到6．9I％。由此可见大股东治理具有双重效应：努力监督减少经理层的代理成本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改善,但利用控制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损害了公司价值。因此,对大股东的监督努力进行合理的补偿以强化其积极作用,并且防止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以弱化其消极作用,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