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角色与现代的想象

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西化的男性角色是亲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对现代的想象。张爱玲利用"上海人的观点"颠覆了"五四"文人的现代观,然后又以颓废的现代观消解了"上海人"的现代观,最后以"蹦蹦戏花旦"的传统形象反拨了西方的颓废的现代观。而对现代观的逐步消解和传统"花旦"形象的建构则是通过西化背景的男人与传统背景的女人之间的故事逻辑来完成的。     

张爱玲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结合张爱玲的创作分析了其文化构成,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张爱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她的出身和家庭环境先天性的影响到传统文化对她的浸润,这种深厚的联系在她作品中随时流露出来,就象盐溶于水;同时,她后来接受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背景又使她处处以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传统文化.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个奇特的存在.她小说中的"月亮"意象丰富、新颖、别致,可分为不带杀机与带有或充满杀机的"月亮".这意象的创造是张爱玲对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生命的悲剧感及调适--论张爱玲40年代创作

张爱玲的创作描绘了普通人尴尬卑琐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她对人生、时代和现代文明的悲剧性体验"荒凉世界中的荒凉人生".她认同接受生命的荒凉虚无,并采取人生审美化、生活艺术化欣赏玩味世俗生活,放逐理想主义、理性,在趣味式戏剧式写作中将浓郁的悲剧感诗意化审美化.童年的不幸生活,成年遭遇的战乱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国传统的乐生文化心态都使她将悲剧感审美化.其创作因而减少了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和净化情感的艺术力量.     

原罪意识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原罪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念,一个西方文化的传统隐喻,对人类有着极深的批判意味.作家张爱玲,以其雄厚才力和生花妙笔,在深刻而细腻地刻画一个个旧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形象时,有意无意的以原罪意识进行观照,在其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建构和人性恶的展示等诸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高超独到之处.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张爱玲小说中的三类人物形象

张爱玲及其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交际花类型的女性形象、心理变态的女性形象和男性知识份子形象构成张爱玲小说的三类典型形象。在对这三类人物形象的描绘中,张爱玲对人性作了非常"现代"的感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西方文化的涌入给中国的人性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从心所欲不逾矩——译者主体性在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中的体现

张爱玲以她卓越的创作与翻译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明显偏重于她的创作。本文拟以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以期对其翻译观进行梳理,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尽微薄之力。     

论张爱玲英译汉作品的翻译策略

张爱玲的翻译才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异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张爱玲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运用,旨在对张爱玲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闺阁记》《金锁记》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赛珍珠、张爱玲笔下的母亲都有自私、利己性的一面。但由于赛珍珠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精神,使她以爱为良剂,最终赋予了母亲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失望,使她根本就不相信母爱的存在。她认为对母爱的提倡说明了“母性”一方面是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对男性话语的无可奈何的认同,充分表明了“母爱”的虚妄性。     

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启蒙

夏志清先生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捧红了作家张爱玲。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的女性作家就已闪耀文坛。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女性的观照有着个性化的体悟。在文学创作中更全面的表现了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所受的深重压迫。张爱玲从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不同身份来阐释了女性的内心压抑与伤痛。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思想资源,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形成时代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将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与思想资源。     

“流散文学”视野中的张爱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一群跨界男作家还在城乡之间进行文学往还时,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悄悄步入后来称为＂流散写作＂的行列。以香港为背景的流散元素,深刻影响着张爱玲的巅峰创作,即通过宗主国边缘男性对中国封建边缘女性的拯救母题,成功摹写了那时代＂女/男＂、＂弱/强＂、＂中/西＂等一系列内在同构关系的剧烈共振下,女性生存的＂丛林规则＂。张爱玲一贯的爱情悲剧在流散元素之直接影响下,形成＂反向对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达到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叠合的真实。     

袁昌英笔下的女性形象--立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管窥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长期在教会和英法学校学习的湖南作家袁昌英,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生交汇着欧、亚文化的思潮。从其戏剧作品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再塑造中,我们可以探究出袁昌英是如何把中国与西方文化及文艺相融合,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中国现代话剧。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