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广难封”的原因

<正> 西汉将领李广一生征战,抗击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号为“汉飞将军”。然而这样一位名将却终身未能封侯赐爵,与此同时,与李广并肩血战沙场的“诸部校尉以下人等,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李广为此鸣不平,后人也深感同情,发出了“李广难封”的慨叹。对于“李广难封”的原因,李广自我解嘲,归结为命运。时人王朔从因果报应推论,以为李广杀死降羌八百人,故得恶报不能封侯。汉文帝非常赏识李广的军事技能,以为生非乱世.难展其才,甚为感慨地说:“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故后又有时势决定李广难封的论断。     

甘肃历史名将——李广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以此脍炙人口的诗章,歌颂了汉代名将李广在抗击匈奴,保卫边疆方面所建树的卓著功勋。千百年来,李广的事迹一直被传颂到今,他,堪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     

试论李广终不得封的原因

试论李广终不得封的原因张继文李广其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历史人物。李广抗击匈奴战功显赫，匈奴闻风丧胆，称之“汉之飞将军”。后世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全唐诗》卷一四三）“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常高诗集》卷五）。...     

“龙城飞将”之我见

唐代王昌龄的《出塞》诗第一首,历来为人们称誉为七绝之中的上品。全诗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对此诗作了校注:“‘卢城’,通行本作‘龙城’,据宋刊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改。阎若据《潜邱扎记》卷二曾考订应作‘卢城’:‘卢’是也。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     

“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故浑邪地西城霍城

河西走廊在秦汉之际为大月氏所居。约在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匈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西击大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河西地区遂为匈奴所有,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在河西有许多部落,其主要首领有休屠、浑邪二王。浑邪王的据点在什么地方呢?《汉书·地理志》说:“张掖郡,故匈奴昆(同“浑”)邪王地”。这是说张掖郡这块地方原归匈奴浑邪王统治,并没说明浑邪王驻在哪里。《史记·大宛列传》对此作了极为重要的记载:“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期导读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频发大疫,对于汉末大疫的起源和疾病的类型,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匈奴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通过这一方式对汉王朝发动“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埋牛羊等行为并非是要将动物身上的疾疫传播给汉军,而主要是一种原始的盟诅巫术,不存在生物战的问题。《“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一文通过深入考察匈奴的习俗,参考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巫术传统,认为匈奴的“缚马足”和“埋牛羊”行为实际主要是一种原始的交感巫术。     

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述略

自汉与西域交通以来,西域很多国家都曾向汉遣派侍子,与汉建立了臣属关系。汉与西域各国的质子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质子＂两属＂现象,也有汉与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亲信,进而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而展开的争质、立质活动;到了匈奴降汉,退出对西域的争夺后,才出现了各国质子潜心事汉的局面。西域质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柔然族源探讨

柔然人的族源,据《魏书》与《北史》的《蠕蠕传》所志,出于“匈奴”或“东胡”;后人又说出于“鲜卑族和通古斯族”的“杂种”等等。本人认为,柔然虽与东胡同种而非同宗,应该是东夷人(氵岁)闾的宗支。现就以上问题,一一加以考订。柔然人不是匈奴族的后裔认为柔然人是匈奴族者,南北朝各国史皆有是说,但皆无证明。唯中国史法:凡北方民族皆曰“狄”、“猃狁”、“匈奴”。唐人修《晋书》总称“北狄十九种”     

“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释

《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刊发的《记“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以下简称《印记》),提供了关于该印的有关具体资料,对于汉王室和匈奴的关系、匈奴的社会制度以及汉匈二族的交互影响和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是一重要的参考文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印记》文中引用陈直教授的遗书,认为“汉为归顺之意,匈奴为国名,为鞮为爵名,台耆为人名,且渠为官名”。作者据此进一步分析:“姑涂□当为爵名,犹汉语子爵也。而‘为鞮’已为侯爵、且渠官(中下级军官)。”这些见解似与历史实际不合,特作考释如下。     

青海鲜卑述略

<正> 青海鲜卑之由来与分布 秦朝末年,居住在我国东北的东胡族强盛起来并开始向西扩张,后来在争夺地盘的斗争中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其中一部退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大兴安岭中的“鲜卑山”,此后,人们便称这部分东胡人为“鲜卑人”。 东汉永元年间,汉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远遁,鲜卑人乘机进占漠北匈奴故地,以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酋长檀石槐(?——181年)时期,便“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分其地为三部,东接夫馀、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此时的鲜卑部落,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家长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诅军术,不存在生物战的问题。通过深入考察匈奴的习俗,参考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巫术传统,不难发现,匈奴的“缚马足”和“埋牛羊”的行为实际主要是一种原始的交感巫术。此外,通过对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末关于疾疫的相关历史记载的梳理和对照现代医学特别是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相关病理知识,也证明匈奴对汉王朝发动生物战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随着民族冲突的加剧和融合的深化,一些疾疫存在在汉匈之间相互传播的可能,但匈奴“缚马足”“埋牛羊”的做法主要还是一种原始巫术,这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史记·李陵传》梁说质疑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边附有李广的孙子李陵的传记,这是有关李陵的最早记载,是研究李陵和司马迁的宝贵资料。但是,后代学者大都怀疑它的真实性,其中,清代梁玉绳为集大成者。他说: 案,此下皆后人妄续也。无论天汉间事,《史》所不载。而史公因陵被祸,必不书之,其详别见于《报任安书》,盖有深意焉。观《赞》中但言李广,而无一语及陵可见。且所续与《汉传》不合。如族陵家在陵降岁余之后,匈奴妻陵,又在族陵家之后。而此言单于得陵,即以女妻之(原注:与《匈奴传》后所续同误);汉闻其妻单于女,族陵母,妻、子:     

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考说

<正>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印通高2.9.边宽2.3.驼纽高2.1.重厚0.8厘米。作为印纽的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青海上孙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3期)铜印出土之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不少人予以评价,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考证。     

“单于和亲”瓦当小释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以后,匈奴政权的关系,时有兵戈,经常处于对立、紧张状态。当时匈奴军事力量较强,汉政权于公元前19,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结好的政策,促进了双方和平交往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汉文帝时给匈奴单于书中曾说封;“二国己和亲,两主欢悦,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汉书·武帝纪》故安和周阳两地名考辨

一九六二年版《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枪罕。”“元封元年冬十月,……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原注:桥山,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故安、周阳两地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