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关于麴氏高昌王族族属问题

吐鲁番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塔里木盆地东部门户。北朝至隋唐时代在此建立的麴氏高昌政权与内地中央王朝关系十分密切，从其既受北魏、隋朝封赠又为唐之藩臣的史实看，属于边疆地方政权。关于高昌麴氏王族族属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其为汉族，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以及《周书·高昌传》等都记载，麴氏高昌的创建者麴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论者据此以为麴氏祖先既用汉姓和汉名，又入郡县籍，所以必为汉族人，这种推测不见得是…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论“作人”

论“作人”［日］关尾史郎序言最早注意到氏高昌王国（以下简称“高昌国”）时期“作人”系一种隶属民的是朱雷氏，据其地位在奴婢与部曲之间的历史特征，此定为见于南朝宋、齐史料中的“十夫客”；他还认为吐鲁番盆地进入唐西州时期后，这种“作人”演化为律令制中的部曲...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从“二元分治”到“合署办公”——唐初西州三府关系考述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覆灭，唐随即将羁縻州“西昌州”改为正州“西州”。唐在西州设置了两套军政系统：一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为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二者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南下，入寇西州。安西都护府约在此时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治所也移至高昌县。显庆三年(658),为更好地经略天山以南的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再次移至龟兹，唐在西州设西州都督府。西州都督府虽只治西州一州，但为配合全国形势，仍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有名无实。     

高昌三题

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关于高昌吉利钱

关于高昌吉利钱［日］片山章雄引言众所周知，“高昌吉利钱”主要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但关于其铸造和流行的年代，尚有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似由高昌吉利钱本身实例不多引起。前辈学者研究认为，其确认总数为“７枚”［１］、“１０余枚”［２］、“１０数”枚［３］等，...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如建于公元6世纪曲氏高昌国（449-640）时期，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重地。千佛洞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洞窟40多个，壁画面积1200多平方米。壁画大部分部分残毁，残存部分内容以大立佛为主，有“西方净士变”，“举哀图”，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柳洪亮公元４３９年北凉且（或作沮）渠牧犍亡于北魏后，且渠无讳率残部曾一度退据敦煌，最后于公元４４２年逾流沙经鄯善西迁高昌①。《魏书·沮渠传》谓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余太山吐鲁番所出十六国时期文书所见年号，引起了许多讨论，而於“缘禾”、“建平”两者，意见尤其纷纭，①由于事涉北凉与高昌的关系，拟在此兼采众家，参以己见，作一说明；对不同观点，除非必要，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一...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差异的原因

高昌为“西戎”之一,是汉族人建立的城邦政权;契丹为“北狄”之一,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游牧政权。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与隋唐关系之所以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首先,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不同。1.高昌的较早居民是汉人;2.高昌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汉族人;     

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管窥

高昌回鹘的历史,由于吐鲁番发现与出土了大量有关文物、文书、古迹而为举世所瞩目。国际、国内的吐鲁番学研究很多是属于这一课题的。国际著名学者冯佳班所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不久前由吐鲁番市志编辑室印行,以下及注释简称“生活”)一书就是这一课题的重要成果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帖木儿不花辨

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简编·曹德》章云:“元顺帝时伯颜专权,郯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都无辜被杀。” 帖木儿不花作高昌王,误;且亦未被杀。 案《元史》名帖木儿不花者有三:分别是世祖朝帖木几不花、高昌王帖十几不花、宣让王帖木儿不花。 稽有关史料,并无顺帝朝伯颜迫害高昌王帖木儿不花之记载、更无与世祖朝帖木儿不花相关之处。     

高昌回鹘人的社会习俗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9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是西域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时代。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灾亡以后，西迁的一支回鹘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西迁的回鹘人在由游收转入定居的过程中，与当地原有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时代、民族特色的社会习俗。本文拟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高昌回鹘人的各种生活习俗进行论述和勾勒，探究其来源和影响，以便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高昌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形态。。中、外文史料和考古材料为我们考察高昌回鸡人的各种习俗提供了众多依据。我们发现，当时高昌回骼人的社…